一批中国企业提出中西合璧的企业管理方式，将西方管理模式与中国的太极八卦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东方企业管理模式，即阴阳两极分别代表中西方管理方式。阴中阳点表示中式企业管理思想中融会了西方模式；而阳中阴点则表示西方管理制度中含有中式管理理念。这一种富有进步性的管理思维一出炉，便得到全世界的热捧。中国企业首先行动，将中式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知识融会贯通，试图形成一套自己特有的管理模式。

就目前的先进企业运作经验来看，要成功转型为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强势管理机构，首先要做一系列转变，即从“以人为本”向“以执行为本”转移；以“岗位为本”向“目标为本”转变；从“职能导向”向“流程导向”转变。这一点，中国先锋企业做得很好，像华为、海尔、联想这样的公司都是楷模。

无论怎么说，曾国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仁礼思想和融会贯通的思维方式。而今天，我们一样需要这样的思想来支撑成功的天平。相信在未来，我们一样珍惜曾国藩的这一成功法则。

曾胡治兵语录：“不怕死”三字，言之易，行之实难，非真有胆有良心者不可。

在战场上，曾国藩总是要求自己的将士，“打仗须不怕死”。人人都做到不怕死是士兵战斗力的最佳表现。曾国藩这样要求下属，自己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是典型的学者型军人。正是因为这样，行伍出身的清廷军官很看不起他。但是，曾国藩不但会以理服人，而且还能以身作则。只要有战事，他都会亲身参与，其中有胜有败，带兵打仗他已习惯。曾国藩的精神超越了一般人才的范围：他不再是一个清高的文人，也不是简单的武将，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战略家和实践家。在战斗中，他也要求自己必须做到“战则不怕死”。

“天京事变”的发生直接让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石达开被歼灭后，太平天国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湘军士气大为振作。面对一片大好的形势，湘军连克武汉、湖口、九江等长江沿岸军事重镇。接下来，湘军统帅曾国藩决定打一场决定胜负的战争。众将士商讨后，决定攻打天京门户安庆。围绕着安庆城，将太平军支援部队全部消灭，即以安庆为中心进行围点打援。

安庆会战刚刚打响，曾国藩就决定自己也出兵打仗，不愿只坐帐指挥。一天晚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站在地图前细心地观察地形。一片无声中，曾国藩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城池道：“我们必须严防祁门。”李鸿章听了，急忙挥手：“不行，不行。祁门地形如簸箕，三面环山，绝非易守难攻之地。”但曾国藩却坚持要驻守祁门。他觉得，祁门三面的山区连接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四省，如果守之，则四省信息通道就在湘军手中掌握，并巩固了景德镇和湖口的防线。就算安庆会战失败，太平军攻占祁门，那也无碍大局，因为长江战略重镇都在湘军控制之下。而会战中一旦敌人占据祁门，那湘军四省通道被阻断，军队行进速度将受到极大打击。

曾国藩想让李鸿章率领一支军队前往祁门，但李鸿章感到风险太大，而且敌军在那出没频繁，不是用兵之地，断然拒绝了带兵出征的要求。曾国藩被激怒了：“你不去，我自己去。就是战死，我也要守住祁门天险。”可以看出，曾国藩坚持己见的决心是多么强大。李鸿章心中一阵颤动，只能强颜：“那我愿意随恩师一同出征。”第二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曾国藩开始了调兵遣将工作。

安庆会战激战正酣。战况如曾国藩等人预料的那样，太平军开始调遣大量军队支援安庆。一旦安庆失守，那天京就彻底暴露在湘军面前。因此，太平军名将几乎倾巢出动，像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人均加入安庆保卫战中。看到这种形势，曾国藩更感到坚守祁门这个信息通道的重要性。他首先率领自己的部队，从水路出发，然后再经陆路顺利抵达祁门镇。等待几日后，曾国藩的支援部队迟迟没有到来。只收到两份密信，一份是张运兰的，一份是鲍超的。他们都解释了自己不能抵达的理由。这一来，本来计划一万三千人的大军只有曾国藩的三千人执行了防守祁门的任务。得到消息后，曾国藩顿感形势微妙，但他依然痛下决心：“不惜一死来镇守祁门要塞。”

曾国藩在祁门安营扎寨不到半月，杨辅清就攻克了宁国府，城中守将、湖南提督周天受战死。这是清朝方面巨大的损失，但周天受的死并没有阻住清朝方面的颓势。三天后，李世贤又攻克了徽州府。从地理位置上看，宁国位于徽州东北一百二十公里处，祁门则坐落在徽州正西六十公里的位置。坐在中军帐中的曾国藩心中又被这一消息激起了强烈的惊恐感：敌人只在军营一百二十公里之外，他们如果进攻祁门，那曾国藩的军队将面临灭顶之灾。

正所谓“祸不单行”，曾国藩面临大敌已经是致命的危险了，而东面的粮道又断绝了，更让曾国藩寝食难安。曾国藩万分愁苦。不过，这还不是最让他痛苦的，最痛苦的是，曾国藩三千军马危在旦夕时，朝廷突然下诏，英法联军攻打京津，湘军须率领主力部队上洛勤王。曾国藩刚刚拿到奏折，几乎捶胸顿足，身心俱悴。在与李鸿章商谈中，曾国藩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按兵不动，拖延时日，到时事情自然解决。曾国藩拖延了一个月，最终果然得到好消息，清朝廷与英法联军签订了《北京条约》，列强已退兵。曾国藩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找到了出路，的确显示了他不一般的政治运筹能力。

天大的朝廷敕令让曾国藩晃过了，但眼前的问题却变得越来越危急。李秀成在得到李世贤等人攻克徽州的消息后，他从羊栈岭南下，一路攻打，占领了黟县。距曾国藩祁门大本营只有六十里之遥。站在高处，几乎就可以看到对方的动静，曾国藩心理压力陡然增加。曾国藩的三千军马危在旦夕。陈玉成大军疯狂地向祁门镇奔驰而来。曾国藩料想自己必死，连遗嘱也写好放在囊中。全军上下也忧心忡忡，军中盛传着李秀成大军必然会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话语。一些军将甚至包好行李，准备在太平军到来之前逃跑。

曾国藩发现这一情形后，非常气愤。他对逃兵说：“你们谁想走？我给路费，等危险过去你再回来。”这一说，将士们顿时沉默起来，谁也不敢再嚷着逃跑了。其实，担心和害怕是当是每个军士都有的，曾国藩自己也惶恐万分。不过他更多地想的是稳定军心，丝毫不暴露自己的担心和恐惧。他整日坐在军帐中研究守垒战法，闲余时间他便与下属下围棋，讨论文章。只要援军到达，他的部队就会转危为安。这是曾国藩唯一的希望。

老天总是帮助它所眷顾的人。陈玉成大军从祁门附近经过，竟然没有发现曾国藩大军。李秀成想当然地认为，曾国藩胆小，不会轻易进驻这个没有任何防守优势的地方，于是他扬长而去。曾国藩看着李秀成大军离去，心中一阵惊喜：“天无绝人之路啊！”当时，曾国藩军士并不知道李秀成用兵意图，所以全军的担心和怯懦心理依然存在。直到曾国藩的援军鲍超部击溃了李秀成大军之后，祁门守军才重新振作起来。战后，当鲍超走近曾国藩施以跪拜之礼时，曾国藩疾步前迎，含泪托着鲍超的双肩：“没想到还能与老弟见面啊！”

虽然鲍超和张运兰大军已进驻祁门境内，但皖南四府一州都被太平军占领。祁门湘军面临太平军的包围之势。敌人背靠大山，湘军背靠平原，其战争形势非常不利。加上敌众我寡，湘军依然处于极度危险中。又过了半月，太平军大将黄文金率领二万军马攻克景德镇。这又让曾国藩的心脏加速跳动起来。景德镇是祁门湘军唯一与外界联系的通道，也是祁门大军向西撤退的最佳途径。这一通道断绝，让祁门湘军成为一支不折不扣的孤军。

万分紧急中，曾国藩调遣名将鲍超、左宗棠与太平军在景德镇决战。黄文金看到奇兵骤至，仓促迎战，大败而归。湘军收复景德镇，曾国藩方面危情稍微有些好转。但是，曾国藩的内心产生的剧烈震动，很难因景德镇危机的解除而消除。太平军占领了皖南大部，时时威胁着祁门守军。在固守的日子里，天公不作美，这让曾国藩的心情更加沉郁。他在日记里说，“是日阴雨竟日，余心绪恶劣，不能一事。盖因景德镇一路闭塞，文报不通，恐左军疏失，不胜焦灼也。”

第二年正月，湘军将士还沉浸在春节的气氛里，太平军就从大赤岭进军。一路攻占历口，直取祁门大营。敌人在历口安营，准备攻打祁门。曾国藩心中再次波澜汹涌，急忙修书要求鲍超前来援救。祁门城中百姓惶恐不安，纷纷出逃。曾国藩也“竟夕不能成寐，苦雨达旦，风声亦恶，起看天色二次，黑暗愁惨，向所罕见”。

在石门桥附近，两军遭遇。鲍超大军接连战胜敌人。太平军被迫后撤三十余里。曾国藩重新控制历口。祁门大营的危机暂时被消除了。但太平军并没有停止进攻。一个月后，他们再次从榉根岭出发，攻击历口。虽然敌军再次被湘军击溃，但曾国藩此时的心理受到沉重打击，竟有“寸心忧灼”的感受。这主要是因为东面的徽州与西面的景德镇先后又被太平军占领。这让祁门这个四省联络站再次孤立无援。

为了打开粮道和信息通道，曾国藩首先全力攻打徽州。曾国藩的认为，“能克徽州，则祁（门）、黟（县）、休（宁）三县军民有米粮可通济。不能克徽州，则三县亦不能保”。因此，曾国藩纵马亲自到战地上视察了一番。面对徽州的强大防守，湘军先后发动了三次猛攻，但都没有攻克，这让一向英雄善战的曾国藩心神俱恸。当天晚上，太平军又夜袭湘军大营，导致湘军大败，全部退守休宁。直到第二天中午，曾国藩才得到战败的消息，其时他的悲痛心情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自己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曾国藩决定以死报国。

四天之后，左宗棠传来捷报：景德镇攻克。此时曾国藩心中豁然开朗，心中悬着的巨石落地了。在返回祁门的途中，他情绪激动，过齐云山时，还畅快地游玩的一番，写了赏玩日记二百多字。从徽州府撤退八天后，曾国荃来信请兄长出祁门，将军营迁至长江边上。认真分析形势后，曾国藩决定顺应时势，迁营出祁门。祁门攻防战就此完结。

在这九个半月的时间里，曾国藩几乎不抱有生的希望。他视死如归的精神拖住了皖西太平军的部分力量，配合了安庆会战。这就是曾国藩身先士卒、不怕死的垂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