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如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古训几乎适用于每个人。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毛病和弊端是不可避免的。而古往今来，谁又能跳出普通人的范围呢？虽然有不少所谓的“时代完人”，但只要深入地探究一下，就会发现圣人也有平凡的一面。只不过，圣人或者伟人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他们有着高明的克制能力。大凡默默无闻者都是自甘堕落之徒，而大展宏图之辈都有自知之明并能去弊兴利的人。

有生活历练的人都知道，人的秉性其实是由日积月累的生活习惯养成的。这些秉性很多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盲目中，更多的人只能迎合这样的秉性，没有居高临下把握这种秉性的能力。但在曾国藩身上，常常表现出不一样的情况。当他发现自己堕落的秉性之后，通过认真而深入的检讨、反复的行为斗争，使他自己能游刃有余地控制这种秉性，并让自己的人格更加完美。在事业上，曾国藩能做到尽善尽美，其实也与这种能自觉地摒弃恶习的能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由于曾国藩才华出众，被留任翰林院。曾国藩成为清王朝中央政权的一员。在当时看来，能在中央政府供职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官场惯例，刚刚就职的官员，一般都要在京城应酬各级官员，觥筹之间恣情放纵是常态，曾国藩刚刚上任时也不例外。他整日在宴席上度过，脏腑都被酒肉的气味所笼罩。曾国藩在应酬中一晃便虚度了四十余日。在曾国藩的日记中记录了这种情形：进翰林院后，“本想用功”，但却“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除给家人修书一封安排他们进京的事宜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在他日记中，处处能看到他自我检讨、痛心改过的想法。但是，由于当时曾国藩刚刚进京，对一切新事物都感到格外的好奇，所以他屡下决心，却屡无践行。

除了应酬之外，曾国藩就是在翰林院中与同僚切磋文艺，谈古论今。切磋知识本是翰林院官员的本职工作。但是，这样的口舌之交并不能提高学问。因为切磋只是一种肤浅的治学方式，并不能让人成大器。顺理而知，这其实是有悖于曾国藩的治学标准的。但让人失望的却是，他在进京任职之后，惰殆学问，不思进取，并在性情上偏向于自甘堕落的歧途。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在书房中读完《易经·损卦》后，即按捺不住躁动心情，放下诗书，出门拜客。他先是在杜兰溪家停驻了半日，吃过午饭之后随朋友一起离开。在旁人的邀请下，曾国藩随即又去何子敬家拜寿，晚上在何府听昆曲，初更时分才懒洋洋地回到府中。

在明月与烛光下，曾国藩突然感到一种危机感，于是在日记中写道：“明知（何子敬的生日宴会）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此时，曾国藩强烈地感到自己在走歧途。他的自知之明在强烈地责备自己：“以后不能忘情恣意。”曾国藩生出戒情戒欲的想法，所以在以后的生活日记中常常能看到他写的两个字“戒之”。

但是，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对前所未有的诱惑，曾国藩终究不能严于律己。刚刚写过“训册”，他第二天便又放任自己。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京城骤起狂风，曾国藩又出门拜客。晚上回家后坐立不安，他心中再次忧闷起来，自愤自责：“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在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曾国藩认识到自己的弊病是什么。追根揭底，全是因自己“好求名”的缘故。在交游中，可以尽情地表现自己的社交才能，并能在仕途上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得到朝廷上下的好评。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自己的弊病。之后，他觉得自己有药可救。但是，当他重新拿起诗书时才发现，自己经文，全然没有深入领会其中含义的能力。他读完《易经》里的《旅卦》和《巽卦》后，竟不能理解原文意思，更不能从中得到新的领悟。他痛责自己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心神如此败劣，让曾国藩痛下决心，放弃“往来争逐”的恶习。从此之后，曾国藩开始专心于做学问，将必要的应酬放在次等位置。在酒肉席上，他也不再挥霍自己的热情，而是心平气和地随礼。久而久之，曾国藩又恢复了做学问的专心。在官场逐名利不再能让曾国藩动半点心思。

在克服困难之后，曾国藩感到自己前途一片光明时。这时，他的另一个恶习又显现出来，一个天下书生都逃避不了的问题——好色。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的某一天，曾国藩在翰林院与一帮文友在一起议论经史。但谈着谈着，他们便将话题扭转了。有人说曾国藩的一位朋友刚刚纳了一个小妾，年方十四，貌似桃花，美艳绝伦。曾国藩当场就表示了羡慕之情，说出大段大段的“荤话”。这种“荤话”在文人的生活中经常出现，也算是一种调剂方式吧！但曾国藩此时表现出来的羡慕，甚至是嫉妒之情，是在文友中很少出现的。于是一个文友直截了当地要他亲自去看一下，“说不定还能享艳福”，曾国藩连连点头。

过了几天，曾国藩来到好友家中，先是在厅堂中与好友谈论了点学问。然后曾国藩巧施谈话技巧，将话题转到私人生活上来。曾国藩丝毫不讳地问好友刚纳美妾的事。好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而曾国藩的垂涎之态马上显露出来：“那我能否一睹尊妾芳容啊？”那朋友是个精明人，他开始含糊其辞地搪塞着。但曾国藩一再强求，好友无奈，只得将美妾招出来，让曾国藩目睹。曾国藩只看了一眼，马上嫉羡不已，当小妾的面就说出“狎亵”之词，令场面变得非常尴尬。这让在场的人都惊诧，因为曾国藩通常是不会失态失言的。

事后，曾国藩本人也感到言语过当。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不难看出，曾国藩不但在好友家让那小妾难堪，而且来到另一个好友岱云家时还在倾泻“亵词”。甚至是在回家的车上，他的脑子里还在浮想联翩。这的确是对别人的“大不敬”。清醒之后，难免让曾国藩产生愤悔之思。

在一次宴席中，曾国藩看到朋友家中妻妾成群，心花怒放，喝得醉醺醺才归家。一进大门，他就听到夫人欧阳氏发出病中的微微呻吟。他躺在夫人身边感到非常郁闷。想到朋友家中妻妾成群，心中更是梗闷，于是起床出门，到朋友家聊天，初更方归。后来，他在日记上自省：“是日，目屡邪视，耻心丧尽”。曾国藩常常在事后这样自责，但并没有什么大的忏悔举动。在以后的日记中，这样的贪色举动屡见不鲜。一次在好友汤鹏家中，曾国藩看到他的两位美姬，垂涎之色一览无余，让好友感到为难郁闷。

一系列欲望膨胀之后，曾国藩渐渐理智起来。他制定了“三戒”原则，即戒吃烟、戒妄语、戒房闼不敬。其中让他费尽心思戒备的，就是“戒色”。曾国藩认为，贪图美色会妨碍自己的事业，在外人面前，夫妻之间更不能过分亲密。但在现实之中，曾国藩总有越轨的小举动，使他在口笔之间常常骂自己是禽兽。在“戒色”之初，曾国藩依然有对妻子的不敬，“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而“明知（妻子）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

但随着曾国藩阅历的不断加深，他严于律己的能力也渐渐加强。他可以在“戒色”上实现真正的秋毫无犯，并常常在日记中自勉。根据儒家经典“食色，性也”的教诲，曾国藩甚至在与妻子的正常感情交流上也严加控制。曾国藩总结事实后认为，情欲一旦膨胀就不可收拾，终会有碍自己事业的发展。曾国藩在以后的升迁中坚决不纳妾、不任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这也是他成功因素中的最关键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