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窝里斗

钱，这是人世间最赤裸裸的字眼儿。它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它，万万不能。

湘军之所以这么能打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乡勇的工资高。在湘军里，每一万人每个月平均需要六万两白银的军饷！也就是说，吉字营如果有两万五千人，每月需要十五万两银子的军饷，可现在曾国荃私下招兵，使吉字营的兵力达五万之众，那一个月就需要三十万两银子。

问题是，这三十万银子，其中一半儿是额外的，是没有准备的。

早年曾国藩让曾老九和曾贞干招兵两万三千，后来他给吉字营调拨兵员，也是让吉字营恢复到两万五千左右人马。

两万三，两万五……这两个数字差不多。为什么吉字营的兵员非得是这个数目呢？

就是因为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算过细账，有把握为这两万五千人提供军饷。

也就是说，多了，他就拿不出来了。

从湘军创建直到现在，它一直是“团练”部队，国家不给发饷，所有饷银要自己去筹。为了筹饷，曾国藩坑蒙拐骗，苛捐杂税，所有招儿都使尽了。可是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斗越来越残酷，在江南各省，太平军和湘军反复拉锯，很多城市一年换几道手，老百姓都死绝了跑光了，苛捐杂税，找谁去收？

收上来的捐税越来越少，可湘军的兵力反倒越来越多。单是吉字营，就由六千发展到五万；左宗棠率军进浙江，部队从五千发展到六万；李鸿章进江苏，部队从六千五发展到七八万；沈葆桢到江西也搞了两万多湘军。其他的湘军部队像李续宜、鲍超、张运兰还没算进来……这二三十万湘军全靠捐税养活，粮食不算，单是每个月一百几十万两的军饷，地方上哪儿养得起呀！

自从浑小子曾老九私自招兵两万六，曾国藩就倒了霉了。为了养活吉字营多出来的这两万多人，他每个月要想办法搞到十五万银子，怎么办呢？只好去“抢”。

一开始，曾国藩利用自己在朝廷眼中的分量，死皮赖脸地从广东“争取”回来每个月十万两银子的厘捐，之后老曾派学生李鸿章去控制上海，又提前说好每月从上海的海关给湘军提四万两银子，这十四万银子风雨不改，雷打不动，加上其他地方弄来的捐税银子，老曾手下的湘军勉强能维持住了。可是随后的时间里，安徽、江苏、浙江连打大仗，捐税收入大减，各省巡抚又都搞“地方保护主义”，把自己省里收来的捐税用来建设本省军队，不肯交给湘军。曾国藩虽然是两江总督，掌管江南四省，可四省之外他管不了，结果省外的银子渐渐断了。别说外头的银子，就在老曾管的四省之内，银子的来路也越来越困难。

头一个跟曾国藩叫板的，就是他亲手举荐的江西巡抚沈葆桢。

在江南这几个省里，江西省的军事力量一向最为薄弱。沈葆桢办事能力很强，自担任江西巡抚以来，迅速组建起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有了和太平军抗衡的资本。

但是有了军队就要养兵，养兵就要有银子。可江西是个穷省，到哪儿去弄大笔的银子？

为了钱，沈葆桢绞尽脑汁，到后来穷极无赖，干脆毫不客气，把原本应该交给曾国藩的各种捐税银两一笔一笔截留下来，自己在江西省内给本省部队发饷用了。

要说沈葆桢这个人不简单，他每次截留捐税款项，总是巧立名目向朝廷上奏，得了朝廷的圣旨以后才截留起来，弄得曾国藩毫无办法。

眼看从江西弄点儿银子越来越难，曾国藩只好厚着脸皮来求九江道台蔡锦青，说九江海关拖欠湘军三万两银子的“洋税”，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先把这笔钱还给湘军？

见两江总督大人这么客气，专门跑来求人，蔡锦青也不好意思了，弄了一万五千两银子给了曾国藩。哪知道这笔钱刚送出就被沈葆桢知道了，立刻把蔡锦青骂了一顿，让他把银子追回来。

按说这笔银子确实没多少，可这个“例”不能开！今天他要银子你给了，明天他又来要，你给不给？

一直给？给得起吗？

以后不给了？到时候人家照样跟你翻脸，倒把以前的银子都白搭了！

这一下曾国藩郁闷了。

虽然老曾是两江总督，可以管着江西，可实际上一省的政务还是由巡抚直接管理，总督隔了一层。如果这笔钱不还，不但蔡锦青要倒霉，以后自己跟江西方面也不好打交道了。没办法，只好把厚着脸皮讨回来的一万五千两银子又退了回去。

通过这次一闹，沈葆桢知道自己彻底得罪了曾国藩，干脆把心一横，决定以后江西的厘捐全部截留，不给湘军了。

一听这话，曾国藩立刻上奏朝廷，跟沈葆桢吵架。结果老沈根基很硬，在朝廷里有人，跑到慈禧太后面前算了笔细账，说曾国藩每个月从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各省弄走军费银子十几万两，还不知足！还要占江西厘捐的便宜，这老小子要这么多钱想干吗？什么意思……慈禧太后多精明啊！一听这话马上有了感觉：对呀！眼看太平天国要垮了，曾国藩忽然大力扩充嫡系部队吉字营，又到处伸手搂钱，这老家伙想干什么？

你看看，这都是曾老九给惹的麻烦！从这天起，老曾开始被慈禧太后猜疑了。

结果西太后决定，对曾国藩不能听之任之了，必须严格控制起来——控制“曾系湘军”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从现在开始，江西的厘捐全交给沈葆桢支配，不让曾国藩染指。

一看朝廷居然护着沈葆桢，欺负他老曾，曾国藩真急了！混浊闷愣的倔脾气大发作，立刻上奏辞官，不干了！

现在仗打到关键时刻，朝廷真是离不开曾国藩，他要是真撂了挑子，朝廷就没辙了。无奈之下，慈禧只好改变决定，答应把江西的厘捐分给湘军一半儿。

这一次曾国藩拿出“撂挑子”的绝招，总算争回一个面子。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原本新主政的慈禧太后、恭亲王这些人对老曾很器重，也挺信任，可曾国藩的这场大闹，把他在慈禧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给破坏了。慈禧太后一向是个手硬心狠的人，眼下曾国藩撂挑子得罪了她，这笔账到“秋后”是要算的！

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曾国藩这个名字，被慈禧太后从“战后准备重用”的大臣名单上划去了。

从此以后，朝廷对曾氏兄弟越来越严，也越来越狠了。

要说这事也怪了，沈葆桢是曾国藩举荐起来的人，他干吗非跟曾国藩死掐呢？

这也不能怪沈葆桢，因为他本身并不是湘军。甚至与这个“湘”字毫不相干。

沈葆桢是福建人，在江西当官多年，眼看着江西一省因为没有过硬的军事力量，先是被太平军打得土崩瓦解，之后太平军和湘军来来往往，彼此攻杀，把江西一省踩成了烂泥，官府站不住脚，老百姓也过不了日子。所以沈葆桢早就下决心要组建一支属于江西的精锐部队，保境安民，别再让江西一省被这些外来人随意践踏了。

要想建立一支强大的江西籍部队，当然需要钱，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可眼下江西省内的税银都通过种种渠道流到湘军手里去了，这样下去，江西省自己的军队什么时候才能办起来？

沈葆桢既然做了江西的官，就得为江西的利益着想。基于这样的心态，在老沈看来，太平军当然是敌人，可曾国藩他们也未见得是朋友。

是！他欠曾国藩的人情，可是为了江西一省百姓考虑，沈葆桢非得做这个“白眼儿狼”不可。

为了银子，曾国藩和沈葆桢翻了脸。紧接着他跟浙江的左宗棠也闹得很难看。

左宗棠刚进浙江的时候，手下只有五千人马，现在已经发展到六万。浙江省原本富裕，可这几年打仗打惨了，穷得不行，这么大一支部队他老左也养不起，就来找曾国藩，想从老曾手里分一点儿钱，比如，把李鸿章每月从上海送来的四万两银子分给老左的部队一半儿？

这时候曾国藩肚里正窝着火呢，一听左宗棠跑来要钱，气不打一处来，银子不给，话也说得很硬，结果跟左宗棠吵了一架。虽然不至于翻脸，可这两位多年的好朋友，自此也伤了和气。

跟沈葆桢和左宗棠掐完不久，曾国藩跟自己最亲近的学生李鸿章也掐起来了。

由于吉字营私自招兵，导致军饷暴增，曾国藩实在应付不过来，只好拉下脸给自己的学生写信，想从江苏借点儿大米，以解燃眉之急。想不到李鸿章倒是真送来了一批大米，可开了包一看，全是霉烂的陈米！

吉字营里这帮湖南乡勇很凶啊，他们整天提着脑袋在金陵城下玩儿命，到吃饭的时候发现全是发霉的陈米，那还不哗变了！

这一下子把曾国藩气坏了，当场就要把大米运回江苏去。幸亏手下人劝他，说李鸿章再怎么着，人家好歹把米送来了，要是现在“扔”回去，就等于跟李鸿章闹翻了，何苦呢？不如把这些米低价卖给安徽当地的灾民，弄几个钱回来，再自己想办法买米，能搞到多少算多少吧。

这个时候曾国藩真是太艰难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想闹也闹不动了，只好按手下人说的办。

按说在曾国藩身边这几个人里，江苏巡抚李鸿章养得最肥。单是他控制的上海一座城市，每个月就能弄到二十万两以上的税银，专门用来养活淮军。而且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一身功名也都是曾国藩给的，他为什么也这么吝啬呢？

李鸿章也有他的难处。

刚进江苏时他手里有六千五百人，可现在已经有七万多人了。而且淮军跟湘军不一样，由于是从大上海起家，见过大世面，跟洋人混得又熟，淮军手里装备的洋枪洋炮都是最新式的，其性能不是湘军那些枪炮可比的。所以淮军自组建以来每战皆胜，基本上没打过败仗。

可问题是，这些最先进的武器，贵呀！别的不说，单是十二磅开花炮的炮弹，一发就要三十两银子。

“轰隆”一声，八个兵，一个月的饷没了。

所以李鸿章手里也没闲钱。他能做到的只是：来上海之前就说定的每月给湘军的四万两银子，月月都给，从不拖欠。

这次李鸿章拿发霉的大米打发曾国藩，意思很明显：您老别跟我借钱了，学生我这儿也没有隔夜粮。

2钱的“鬼咒”

这次私自招兵对曾国藩在朝廷和湘军中的地位造成了多大的损害，曾老九这个糊涂玩意儿根本不知道——他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想透这一点。对这个鲁莽的匹夫来说，他招兵是为了集中力量攻打金陵城，现在兵招来了，有实力了，就该攻城了。

同治二年（1863）四月，吉字营逐步攻破了金陵城外雨花台、聚宝门一带的太平军营垒。五月开始进攻浦口和九洑洲。

浦口和九洑洲是金陵防线设在长江北岸的重要据点，这里一旦失守，金陵城的粮道就断了！这么大一座金陵城要是没粮食吃，问题就大了！

眼看问题严重，洪秀全又急了，发下严旨，逼着李秀成带领大军再次回援。

这下子李秀成又挠头了。

眼下江苏巡抚李鸿章已经带着淮军杀进苏南，夺取了常熟、太仓、昆山，兵锋直指苏州城。

苏州是李秀成的“老家”，他的忠王府就在城里，要是苏州丢了，太平军在整个江苏省就站不住脚了。

可问题是天王在催呀……没办法，李秀成又一次召集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这批猛将，集中了最后一批机动兵力赶到天京附近，围攻天京外围的天长、六合，这样既等于来“救”了天京，同时也能兼顾苏州，一旦苏州危急，李秀成也可以尽快回兵。

一眼盯两盘儿，一手托两摊儿，眼下权宜之计，也只好如此啦。

其实这世界上最“臭”的计策就是“权宜之计”，李秀成想一手托两摊儿，结果是哪个摊儿也托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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