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有一种榕树，可以长得非常庞大，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从树干上长出无数的气根，这些根扎进土里后，很快长得像树干一样粗壮，气根上又长出枝杈，不断地开枝散叶。最终，这棵由无数气根支撑起来的榕树，长成了一片茂盛的森林。

曾国藩，就是这么一棵榕树。不过这时的他刚长出一株“主干”，“气根”还没成形呢。

正在曾国藩埋头苦练湘军的时候，这一天他的老朋友郭嵩焘忽然来了。

当然，郭嵩焘并不是来投奔他，只是从衡阳路过，顺便看看他。两人闲聊几句，郭嵩焘自然问起了练兵的情况，于是曾国藩给他大讲自己练兵的成果，郭嵩焘听完连声赞叹，临走时随口问了一句：湘军的水师练得怎么样了？

一听这话曾国藩直犯迷糊，不知郭嵩焘为什么有此一问？因为湘军根本就没有水师。

于是郭嵩焘说了：和太平军作战的主要战场都在南方，这里江河纵横，太平军刚起事不久就有了强大的水师，你和他们作战，没有水师战船，怎么打？

可是曾国藩只是办团练的，没人告诉他有权力办水师呀……郭嵩焘又说了：虽然没有说过你有权办水师，但也没人说你无权办呀！现在咸丰皇帝已经下旨让湖南、湖北、四川三省造船练兵，可是湖南巡抚骆秉章至今还没有行动，既然他不办，正好你来办。

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郭嵩焘走后，曾国藩又闷头想了好久，越想越觉得办水师很要紧。当晚就写了一个《请筹备战船折》快马送往京城。

在湖南办水师这事，咸丰皇帝早就说过，可湖南巡抚刚换人不久，骆秉章还没腾出手来。现在曾国藩主动提出由他来办，皇上没理由不答应，很快就准奏了。

可是办水师需要造船，买炮，需要大笔的经费，怎么办？

曾国藩正在琢磨，忽然得到一个消息，广东省调往清军江南大营的饷银即将经过湖南，上头让他的乡勇帮着护送一下。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

曾国藩赶紧上奏，请求从这笔军饷里拨一点作为筹建水师的资金。咸丰皇帝考虑了一下，决定拨出四万两银子给曾国藩办水师。

有了这笔钱，曾国藩赶紧在衡阳设立船厂，后来在湘潭又设了个分厂，日夜赶造战船。先后造成帅船一条，大战船四十条，中等战船五十条，小船一百五十条，每条船上都配有多门火炮，共计有大小火炮五百七十门。另外又把一百二十条民船改造成战船，用来运送柴米油盐各种物资。

这边赶着造船，另一边曾国藩开始征招水军兵勇，预计先招募五千人，所有乡勇全是他的老乡——湖南湘乡人。按湘军营制，这五千人编成十营，分别由彭玉麟、杨载福、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邹汉章、龙献深担任管带。其中尤其彭玉麟、杨载福二人日后成了大器。

彭玉麟是湖南衡阳人，早年父亲被族人欺负死了，所以自幼贫苦异常。小时候倒也读过几天书，可是家里太穷，应付不了科举，只好给一个富商当保安，看仓库，就此学了一手武功，后来看到曾国藩这里高薪招人，就跑过来参军了。

杨载福是湖南善化人，父亲是绿营的军官，所以杨载福从小就练了一身好武艺，骑射皆精，长大以后自己也当了绿营兵，已经做到千总之职，后来也是看到湘军薪水又高，练兵又勤，觉得很有前途，就离开绿营加入了湘军。

要说这五千水勇、十员大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他们全都不喜欢当水师；二是全都不会打水战。

湖南地方依山靠水，可是当时的湖南人多以水上生涯为苦，不愿意上船混饭吃。不但当兵的不愿意，当官的也不愿意，这十个管带都是曾国藩费了好多口舌一个个去说服，才勉强搞到船上来的。

2变着法儿弄军费

至此，湘军的水、陆两军都已初具雏形，总兵力也已增至一万人左右，其中陆上十三营，水师十营。就在曾国藩为自己的这支团练武装初具规模而高兴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问题：粮饷不够用了。

从曾国藩带着罗泽南的一千人来到长沙以来，他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始终都靠自筹经费，从没伸手跟朝廷或官府要过一分钱。

当然，就算老曾想要，官府也不会给他，因为咸丰皇帝早就说过——办团练的经费朝廷一律不管。

不给经费，让全国各省的那些帮办团练大臣（和曾国藩一样的帮办团练大臣，咸丰皇帝一共先后任命了四十三个）怎么办？

说实在的，别的团练大臣都有办法，就曾国藩一人没办法。因为别人都是随便把老乡们“团一团”，然后就扔下不管，爱练不练。只有曾国藩把这事儿当了真，招来一万多人，又造船又买炮，又发着高额薪水，天天领着这帮人苦练。

结果所有团练大臣里就曾国藩一人手里缺钱。

比如，这一次江西作战，湘军阵亡八十多人，光抚恤金就要五千多两银子，在这方面曾国藩不敢含糊，立刻就把抚恤银子发下去了。紧接着他手下的大将王珍提出要率军去前线“报仇”，想招兵一万人带出去，可曾国藩手里没这么多钱，只答应让王珍带三千人出战，经费不能超过两万两银子，王珍这个年轻人性如烈火，对曾国藩的安排大为不满，跟他大吵了一顿，后来还是湖南巡抚骆秉章亲自出面替他们打了圆场。

随着湘军兵力越来越多，所需要的粮饷费用越来越高，曾国藩又不是神仙，赤手空拳的让他上哪儿找钱去？

要说老曾这人还真是个“老天真”，他想出的第一个办法叫“劝捐”。就是把有钱人找来，跟他们讲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然后请这些富户捐钱，凭他们的良心，捐一万两不算多，捐一两银子不算少……这哪行！

富户？再富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钱白送给别人呀！更何况曾国藩只是个“帮办团练”，连个正经官都算不上，又没势力，不能给人家好处，而湘军的军饷又是个“无底洞”，谁知道哪年才能填满？结果曾国藩在衡阳搞了两个多月的“劝捐”，总共只弄到两万两银子左右，还不够湘军一个月的开销。

一看是这么个情况，曾国藩变脸了。

“劝”你们不听，那就没办法了！老曾把本地的富户乡绅通通列了个名单，按各家田地财产的数量分级，然后写上捐款数目，派人上门去一一分派。交足了银子便罢，交不够，立刻把人抓起来，弄到“审案局”里狠狠收拾，看你出不出血！

这种做法简直和强盗抢劫差不多。偶尔干一下还行，如果在湖南全省甚至在全国推广，那可就有麻烦了。所以曾国藩“硬抢”了一段时间，也不得不停下手来好好想想。

碰上这种事儿，就又得求助于那套“二十三史”了。

曾国藩办事，基本上都是从史书上找办法，这次也是很快就找到了办法，那就是“功捐”。

功捐，就是让有钱人花钱“买功名”。

在那个年代，读书考功名是最露脸的事儿，凡是读过几本书的人个个都想弄个功名，好光宗耀祖，当年曾国藩家里供着他上学，不就是为了让他“光宗耀祖”吗？可是天下读书人数以千万计，真正能考上功名的毕竟是极少数，而很多人出于虚荣心，又非常迫切地想弄个秀才举人什么的装装门面。

于是曾国藩跑到骆秉章的巡抚衙门弄了几百张“文凭”，开始到处出售，起价八十两银子，“学位”越高价钱越贵。想不到购买者异常踊跃，转眼工夫手里的“假文凭”全卖光了，只好又去长沙弄了一批回来，接着卖。

眼看“文凭”好卖，曾国藩举一反三，立刻想到：那“官”好不好卖呢？

在那个年代，全中国人人都以当官为荣，就算得花钱买，而买回来的“官”其实是假的，他们也愿意。

但这件事曾国藩说了不算，湖南巡抚说了也不算，得请示皇帝。

要说这位咸丰皇帝，办正事一点都不着调，偏偏办这种“邪事儿”他反应特别快，很快就答应下来，搞了一千张“职衔照”和“监照”交给曾国藩，让他随便去卖。

其中有“实授官”和“虚衔官”两种，实授官就是真的给你个官做（当然，这种“真官”的要价特别贵，而官位则特别小，都是芝麻级的），虚衔官就是收了银子之后发给人家一套官服了事，这个人可以对外声称自己是个“官”，但想要真正坐衙门，处理公务，那是没门儿。

这一千张直接由皇帝印发的“假玩意儿”被曾国藩先后卖出去六百张，大赚了一笔，全部用来做军饷。后来眼看湖南的市场“饱和”了，又奏请皇帝答应他到湖北、四川卖这些破玩意儿，皇帝又答应了。

再后来，这种东西在大清国各省纷纷“卖”了起来，直到战争结束，裁撤湘军时补给湘军一百万两银子的遣散费，这笔银子还是靠卖“假文凭”筹来的。

湘军初成的时候人马毕竟不多，靠这些乱七八糟的手段就能对付过去。可随着湘军不断扩编，军费成倍增长，很快又没钱可用了。曾国藩又想出办法，在各处交通要道设置关卡，对商人货物收取“厘捐”，虽然收得不多，只有一厘（百分之一），可是见货就收，积少成多，数量也非常巨大。后来随着湘军不断扩张，这个办法又被湘军“带”到其他省份，到处设卡抽厘，“厘捐”成了湘军粮饷的最主要来源。

之后曾国藩又按着“厘捐”的路数引申出了一种“盐税”，在长江各口岸城市设关卡收取盐税，依口岸位置不同，每斤盐抽税多的十文半，少的八文，得来的钱也作为湘军的饷银。这笔钱归湘军使用了足有七八年，后来仗快打完了，朝廷开始防着湘军了，想办法掐曾国藩的脖子，于是户部衙门出面，把这笔税钱提到中央去了。

有了这两笔“苛捐”做先导，其他“杂税”也就应运而生了。什么亩捐、抵征、米捐、茶捐……征了个不亦乐乎。

但就这么拼命弄钱，有时候还是不够用。那就只好跟朝廷要了。

在后来的十几年，曾国藩为了打仗，先后向朝廷要过丁漕（大清国的农业税）的钱米、海关的关税，还从各省的税收里挪用大笔银两，甚至规定数量，按月提取。

就这么着，湘军的军饷仍然不够。

于是曾国藩决定，战死士兵的抚恤要立刻发放，不能拖延，至于兵勇的月工资如果不能按时发放，就先扣着，算是他们“存”在军队里的，等将来退武回乡时一次全额补发。

这一招很高明，不但把欠饷的事混过去了，还把湘军的兵勇们给拴住了。因为这些人在湘军里混了几年之后，每人都有几十上百两的饷银被“存”在了部队的账上，如果他们开小差逃跑，这笔银子就没了。

这些乡勇的命才“卖”六十两，现在让他们扔下这上百两银子的“存款”当逃兵？那还不如要他们的命呢。

结果经常拖欠军饷，对曾国藩来说倒成了一件大好事，湘军建军十几年，拥兵数十万，从来只见过征兵办公室门口排大队，却没听说过有人开小差的。

以上这些损招儿，曾国藩全是从“二十三史”里学来的。

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有办法”的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读些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