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方法很重要，方法正确了才会事半功倍。要是方法不正确，赶紧纠正！因为曾国藩跟父亲“读死书”误了十三年之久，直到他父亲开窍，改变对他的教育方式为止。可我们今天上学，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总共才十二年。如果这十二年没开窍，上大学一定得开窍；如果大学四年也混过了，后面的你懂……大考第二天，曾国藩从翰林院检讨升为翰林院侍讲。眨眼工夫由一个从七品的小官直升到正五品，真是坐了直升机了。

这年五月，曾国藩刚升了翰林院侍讲不久，又一次考试临头了。这一回是选拔主持各省乡试的主考官。

这次考试和以前都不一样，它考的不是官职，而是位置。按现在的话说叫“竞争上岗”。来参与竞争的有二百四十一人，曾国藩也在其内，交卷后，自己觉得这次考得不怎么样，基本上没戏了，想不到六月份忽然得到消息，他已被任命为四川省科举的正考官。这一年曾国藩才三十三岁，从考中进士到当了一省的主考官，前后仅用了五年时间。

自己都泄了气，结果还是考上了，可见此时曾国藩的学术水平确实是相当高了。

乡试的考官是个很“出彩”的活儿，因为那些从他手里考中举人的考生们，终生都会把考官奉为“业师”，当一次主考，可以拉拢到一大群“学生”，所以当“主考官”被这些挂在北京、没什么权势的翰林学士们认为是最最要紧的差事。曾国藩六月奉命，七月离京，到十一月才忙完工作回京，立刻以翰林院侍讲的身份充任了文渊阁校理。

“翰林院侍讲”和“文渊阁校理”是同品级的官。可侍讲是闲职，校理却有正经事儿做，同时这个职位也使曾国藩更容易接近道光皇帝，所以虽未升官，胜似升官。

于是朋友们纷纷来贺，送的对联摆了一屋子。在这一片热闹喜庆之下，当然没有人注意到，曾国藩从四川回来之后悄悄往老家寄了一千两银子。

这笔钱是四川省考中的举人们送给“业师”的礼钱，潜规则的一种，不属于行贿受贿收黑钱，而是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和以前“打秋风”打回来的钱类似。

且说曾国藩在文渊阁校理的位子上干了不到半年，又以竞争上岗的形式考得了一个翰林院教习的差事。十二月，又补了翰林院侍读，这“侍读”比“侍讲”可着实升了一级。

道光二十五年（1845），曾国藩又得了“美差”，被派为会试同考官，负责进士大考的监督阅卷工作。

当然，考进士非同小可，主考官都是朝廷大员，曾国藩只是“同考”官而已，被派分管第十八号房，一共推荐考卷六十四份，其中有十九人中了进士。

推荐六十四份卷子，中了十九人，将近三分之一。从这上面又一次说明曾国藩此时的学术水平之高，眼光之准确。现在他已能做到“由文识人”，将来还会更进一步，达到“相面识人”的高级境界。

在大考中荐卷成功率高，这当然算是工作成绩出色，于是五月份曾国藩又被提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又得了个“缺儿”，补为左庶子，升了半级，九月份又一次获得提升，当了翰林院的侍讲学士，已经官居从四品了。

这还不算，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翰詹考试，结果又考了个二等第四名，到六月份就升授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副部长），从“从四品”直接跳级升至从二品，中间猛跳了四级！

这一年他才三十七岁。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到道光二十七年升礼部侍郎，不到十年工夫。

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又升任礼部右侍郎（“侍郎”是虚职，多了个“右”字，就成了实授），变成了正二品。在手底下办事的公务员多达数百人，每天按时上班下班，各种紧急公务，皇帝召见，加上那些朝廷重臣、“恩师”门上都要经常走动，自己还要交朋结友，这下忙成了个陀螺，连轴儿转。

这年八月，老曾在礼部右侍郎的职衔外又兼了一个兵部右侍郎，然后被派去担任武会试的正总裁，之后又担任顺天府武乡试的“较射”大臣。

这些年曾国藩不只是升官升得快，而且工作也有“意义”。他一直在负责各级考试，而且兼任文考和武考，结果培养出好多“学生”来，日后当他出山办团练时，这些学生很多都成了他的“人脉”。

不过眼下这个较射大臣的活儿比较讨厌。因为满人把射箭看得很重要，初试后还有个复试，如果有一个举子复试时拉弓放箭的成绩不如初试，负责考试的官员就要罚俸禄半年。一个人不合格罚半年，要是十个不合格，那就……不过，好在那一年总共就三人复试不合格，罚钱的时候也没牵扯到曾国藩身上，不然这位曾经寒酸又抠门的老曾估计要肉疼了。

5各种“作秀”

就在曾国藩升了侍讲不久，有一天胡林翼他们几个铁哥们儿来给曾国藩贺喜。

一进屋，见他家还是原来的破烂样子，端上菜来，还是那两荤两素一壶破酒，看得这哥儿几个直皱眉，就问他，你都当了五品官了，怎么还这个穷酸相？看你们家连个轿子都没有，全北京城哪有五品官自己“腿儿着”去办公的？

曾国藩这几十年来早就寒酸惯了，丝毫不以寒酸为耻，告诉哥儿几个，他穷，没钱，养不起轿夫。

一说这可就让人误会了，还以为他是要“打秋风”，借着升官的机会弄几个钱花呢。

曾国藩也感觉出来了，赶紧解释，说他早先立过规矩，不给上司送礼，不参加宴会，所以这回升了官，他也不敢收朋友的礼，如果大家真心祝贺，当场每人给他写幅字，就算是贺礼了。

一听这话，大伙儿都挺愿意，因为这个主意又风雅又有趣。再说了，这哥儿几个都混得跟老曾差不多，也没什么钱，能少掏一笔份子，他们才高兴呢。

于是几个人一人写了幅对联送给曾国藩，热热闹闹乐乐呵呵，把这事儿办了。

要说这世上的事儿真就让人想不到。曾国藩一时想出来的“送对联当贺礼”的主意，也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而且是越传越广，没几个月工夫，居然成了北京城里的一道“风景”，不管谁家婚丧嫁娶请客吃饭，官员们明面儿上全都用手写的对联当礼物（当然，暗里送什么就没人知道了）。

很快，这个消息传到了道光皇帝耳朵里。这位小脑袋瓜儿的糊涂皇帝别的本事没有，就知道节俭，穿的龙袍上都打着补丁（在内务府的“操作”下，每块补丁值银四两，但道光自己不知道）。现在听说在新任翰林侍讲曾国藩的倡议下，京城风气为之一变，人人都变得“廉洁”了好多，这一喜非同小可，从此对曾国藩另眼相看。

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从此乡下出来的老曾又长了见识：原来对当官的来说，跟老板撞对“衫”，成功地“作秀”也是一门必修课，说通俗点就是符合老板胃口。

自从在节俭方面尝到了甜头，曾国藩就把节俭当成了一种“事业”来抓。后来不管官做到多大，一生都是粗食布衣，每餐只有一个荤菜，晚上自己批阅公文，儿孙读书，媳妇们就在房里织布，织出布来做衣服穿。曾国藩自己身上穿的脚下踩的，都是夫人欧阳氏亲手缝制，好容易做了一件青缎子马褂，平时舍不得穿，只有新年或喜庆祝贺时才穿一次，穿完就赶紧收起来，结果三十年了，还像新的一样。家里的老宅年久失修，弟弟曾国荃拿出七千串钱帮着翻修了，曾国藩知道后大发脾气，说：搬进新屋容易，搬出来就难了！所以自己回家时不住新宅，只住在旧宅子里，而且不准家里子弟多置产业。后来夫人自己悄悄在衡阳给家里人买了些田地，曾国藩知道后大发脾气，马上硬逼着家里人把地卖了。

节俭，是一种福气。节俭就不贪，不贪人就正直，正直的人朋友多事业顺精神压力小，于是事业成功，精神世界丰富而满足，这样就更不会在意吃吃喝喝的破事儿。于是节俭成为常态，而一生事业有成。

应该说曾国藩在道光年间升官极快，一是自己学问方面进步神速，靠真才实学往上升；二是搭上了当朝权贵的顺风车，厚结交，后台就硬，有人扶持；三是在“节俭”方面出了名儿，弄得道光皇帝非常喜欢他。

这一年，道光皇帝死了。

这位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在位三十年，除了“节俭”外一事无成，面对列强入侵毫无对策，一味苟安应付，凑合差事，给后世酿成了巨祸。

显然，道光是个不够格的昏庸皇帝。

不过要说国家治理得不好，也不全怪道光。从清朝一开始，整个清廷就始终是一潭死水，而且越往后越死，到了道光一朝，已经成了“死水之王”。肯做事的人，在朝堂上一个都站不住脚，只有穆彰阿之流如鱼得水。当时有个大学士叫曹振镛，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做了五十二年的官，两朝宰相，无灾无难，直到八十岁才退休。别人问起他的为官秘诀，这个老家伙只总结出一句话：少说话，多磕头。

道光一朝，就这么个朝廷！

现在道光好不容易死了，接班的咸丰一上来，马上摆出一副锐意进取的架势，直接先把穆彰阿给打下了马。

这么一来，曾国藩惊醒了。

这些年曾国藩一直把穆彰阿当成靠山，想不到咸丰一上台，第一个收拾的就是老穆，把老曾吓得心惊肉跳。可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尤其是知道“作秀”的好处。眼看咸丰皇帝改变风气，和以前那个咋咋呼呼的道光截然相反，曾国藩心里也暗暗赞赏。老曾这一年正好四十岁，何尝不想风风火火干一番事业？就决定再作个秀，尽快得到咸丰皇帝的赏识，自己也能得个展翅腾空的机遇。

于是曾国藩提起笔来上了一道奏折，针砭弊政，大揭前朝的短儿。结果咸丰皇帝正好对自己父亲的那个时代不满，一看奏折，非常满意，把曾国藩大大夸奖了一番。又下旨让大臣们举荐贤才。曾国藩顺势又进一折，举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咸丰一看又是大喜，认为举荐得当，人才可用，再把曾国藩一顿夸奖。

要说人啊，有时候就是容易飘飘然。曾国藩两道奏折连拿两分，太高兴了，立刻又写了第三道折子，题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奏折里直接指出，要想转变政治风气，培养人才，整顿朝纲，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接着就说咸丰皇帝身上有三大缺点：一、苛求小节而疏于大局；二、纳谏时图好文饰而不重实用；三、有骄矜之气而少谦和之风。

这一次曾国藩把事儿办“冒”了。

你明知道咸丰这小子苛求小节，不重实用，没有谦和之风，还上折子指责他，这不是点灯笼上茅房——找死（屎）吗？

果然，咸丰看完此折暴跳如雷，立刻就要治曾国藩的罪！幸亏边上有人拉着，好歹没立刻收拾他。事后咸丰又想，自己刚上台，三把火还没烧起来，直接把曾国藩这种“直言敢谏”的臣子给治了罪，不好看，结果不但没治罪，反倒夸了曾国藩几句，命他兼任刑部侍郎。

曾国藩上折子这事办得够悬的，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成功了。一来基本把对了咸丰皇帝的脉，二来上折的时机抓得很准，三来曾国藩做这些事，本也是出于真心，为国进言，所以言辞恳切，很能打动人。

“作秀”和“作假”完全不是一码事。作秀有三个前提：一是自己心里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二是真心实意地去做；三是希望别人知道他做的事，并能够赞同，继而引起共鸣。

这些条件，“作假”是完全不具备的。因为作假者心里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虚伪阴暗的，是非常有害的，他做这一切的前提就是阴谋和损人利己。

可以说，在工作和生活中，“作秀”往往是有必要的。只要了解了作秀的真正含义，那么有了“秀”，不妨去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