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湘乡老家的这十个月时间里，浑身是牛皮癣的曾兄弟穿着官袍子，坐着轿子，顶着毒日头，像猴儿一样让人抬着到处跑，吃饭应酬，给别人题对联，写墓表，在婚礼上当司仪，只要能用他的名气捞到好处，小曾什么都愿意干。对人家给他的馈赠、礼钱，更是收得不亦乐乎。后来把湘乡县转遍了，又到周边的宁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邵阳、武冈、新化、兴安各县去“打秋风”……够狠！

自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回到家乡，曾国藩总共在家乡待了二百九十六天，其间，居然打了两百天的“秋风”，足迹踏遍十个县！一共得了多少银子无人知晓，但全部交给了家里人，这是肯定的。

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二，曾国藩拜别祖父、父母，回北京去了。就在回京的路上，他又在路过的地方不断拜访湖南同乡，到处打着“秋风”，多多少少弄到几个钱，也都托人送回家里去了。

从此，曾国藩离开了湘乡老家，以后只有书信往来，他自己，就很少再有机会回来了。

“秋风”打完了，曾翰林也回到北京了，刚进翰林院，一个天大的麻烦迎面砸了过来。

翰林院庶吉士，就是进入这家国家最高学府的实习生。按规定，他们在翰林院的学习时间是一年，这期间由翰林前辈们给他们讲课，一年后散馆（也就是毕业），那时还要再经过一场考试，成绩好的可以担任翰林院编修、检讨，差些的分配到各部衙门当官，成绩垫底的就派到地方上当县官去了。

你看看，秀才里拔举人，举人里拔进士，进士里拔庶吉士，庶吉士还要再选拔……对这些读书人来说，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考试，而且一场比一场激烈，一场比一场残酷。

其实对每个人都一样，整个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考试，而且情况和考科举一样，也是在较低的层次上机会多，一次不成还可以重来，可越往高处越凶险，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已经输不起，也输不得了……眼下的曾国藩就已经爬到了高处。庶吉士散馆这场考试，将决定他下半生在官场的位置。同时也决定他这一生最终的价值和分量。

可这一次他考砸了。

从十岁立志成才，到考进翰林院，这十八年来曾国藩就像一根绷紧的琴弦，从没松懈过一刻。偏偏就在入翰林院后的这一年里，他松懈了。

这一年时间，他既没得到翰林前辈的指导（这些人的地位比今天的博士生导师还高），也没看过几天书，结果在这次至关重要的考试中，他居然只考了个二等第十九名。这一年共有四十六位庶吉士参加考试，其中一等十七人，二等二十六人，三等三人，曾国藩的排名是二等第十九名，相当于所有庶吉士里考了个倒数第十。依惯例，这样的名次，是要下放去当县官了。

离开北京城，到一个偏远小县当县令，从七品芝麻官做起，运气好的还有机会一步步往上爬，运气不好，三年任满不得优叙，解职回家，这辈子就算退休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考试成绩不好也不能全怪曾国藩，因为这一年里他有二百天在“打秋风”，给他们老曾家扬名露脸，光宗耀祖，顺便捞钱。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人误学一年，学误人一生……现在“光”了宗也“耀”了祖，然后考砸了，你说怎么办吧。但人总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憋屈死。

到这会儿说啥也没用了，只好干瞪眼，等着朝廷给他分配工作吧。

想不到，谁也想不到，连曾国藩自己都想不到！这一年道光皇帝不知怎么想的，居然只下放了三个庶吉士去当县令（就是三等那仨人），派到各部衙门去的也只有三个人，其他四十位庶吉士全部留在翰林院里！

这种事以前没有先例，后来似乎也没再发生过，说得邪乎点，简直就像冥冥中的天意，要拉曾国藩一把，让他留在了龙门里。

几天后，曾国藩被那个脑袋只有拳头大小，长得跟猴儿一样的丑皇帝道光（同时也是个昏庸无能祸国殃民的废物皇帝）招进金銮殿，封了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

官不大，品级也不高，可好歹没“下放”，对小曾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小曾啊小曾（此时小曾已经自作主张把原来那个土得掉渣的名字“子城”改成“国藩”了），你这回运气好，没被下放，可是以后还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人生不能光指望运气。当感觉到自己运气好的时候，往往只是侥幸逃过了一次危机。所以当庆幸“好运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已经危险了！该下苦功夫了。

就在翰林院留馆后不久，曾国藩在日记里给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从今天起，每天早上起床先写正楷一百，再写行书若干，辰时开始温习四书五经，读书所得立刻记到《茶余偶谈》（就是曾国藩私人的读书笔记）里，酉时到亥时（下午五点至夜里十一点）读其他各类相关书籍，有心得也记录下来。如果这天晚上练习诗赋文章，则晚上点灯以后不再读书，专心写文章。

光有个课程表还不够，小曾又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十二戒”：

一、主静（没事做的时候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做事时专心一意，心无旁骛）；

二、静坐；

三、早起；

四、读书不二（每天看十页“儒学”专业书，没看完绝不翻看其他）；

五、读史（每天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也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记住祸从口出）；

七、养气；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亡（每天记一篇读书笔记）；

十、月无忘所能（每个月写诗数首，别荒废了）；

十一、做字（每天早饭后练半小时书法）；

十二、夜不出门（不结伙游荡，不参加无聊的娱乐活动）。

这个课程表和“十二戒”，读高中或大学的年轻人可以从中借鉴参考。

3从老实疙瘩到老狐狸

自从“打秋风”过度，几乎把自己玩毁了之后，曾国藩暗自警醒，给自己定下了严格而周密的学习计划，而且马上开始身体力行。

要说小曾这人，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慎独”，自己立志自己守，既不用别人来逼，也不用别人来管，正是传说中的“做事三原则”之最高境界：“做了也不说”（较低层次是“做到再说”，最低的境界才是我们平时所推崇的“说到做到”）。

但是那个课程表搞了没多长时间，曾国藩却渐渐疑惑起来了，甚至在一段时间后，他自己把课程表废弃了。因为他惊讶地发现，这次自己又错了。

人这一辈子是要成长的，不可能永远是个学生。当遇到坎儿了，就要想办法迈过去，不能一根筋。

早年曾国藩寒窗苦读的时候，当然一切围绕着一个“读”字，可现在他已经过了寒窗苦读的阶段，完成了学业，走上了社会，如果再像以前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死读书，那就等于又把自己给“废”了。

好在曾国藩这个人内秀得很，一天到晚总在动脑子，一边思考一边实践，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在思想上斗争了一阵子之后，他决定把课程表改一改，抽出较多的时间用于交游。

这一交游可不得了，曾国藩惊讶地发现，偌大一个北京城藏龙卧虎，人才比马蜂窝上的窟窿眼儿还多！在这些人面前，曾国藩肚子里那些货色显得相当陈腐，极度土气，简直摆不上台面。

到这时候他才明白，为什么自从考中进士留在北京之后，他就哪儿哪儿都不如人，显得相当“愚昧”，原来不是他人笨，而是他的知识太贫乏、太过时。

就在这时候，曾国藩给在家乡的弟弟们写了封信，在信里大发牢骚：“老子（这俩字儿是我为了读者方便自己加上的）小时候天分并不低！都是因为后来总跟低级粗俗的人混在一块儿，啥也没见识过，心眼子都让茅草给塞起来了……”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这才是实话。

曾国藩不笨，小时候的不顺利，是因为闷在乡下被错误的教育方法所害。虽然他后来终于学业有成，可性格上受到的影响却一生未能消除。

终其一生，曾国藩始终是个闷头闷脑、无情少趣的人。其实他心里也苦，也想像其他年轻人那样有说有笑有蹦有跳，张狂热烈飞扬洒脱，可是想改变从小养成的性格却谈何容易？闷头闷脑的小曾和同龄人说不到一块儿，玩不到一起，好像一出生就四十岁了，难怪曾国藩会忍不住偷偷抱怨了。

可是小曾一个人在北京做官，不聊天不交友，不跟外界打交道，一天到晚闷在屋里死读书，真的不行！

最终曾国藩鼓起勇气走出家门，开始壮着胆子跟外人交往，参加聚会，喝酒谈天，作诗写联。一开始只能傻不愣登地坐在角落里听别人白话，后来也顶着一脑门子冷汗操着湖南土腔插几句嘴，有时候插到点子上，有时候插不上，可不管混得好坏，只要敢打开大门，敢去加入，敢于插嘴，就是胜利。

曾国藩貌不出众身无优点、暗弱和内向都是扯淡，人要突破自己的性格缺陷，没什么就补什么，口才和人脉是练出来的。

很快，曾国藩的朋友多起来了。先是限于湖南老乡，其中交往最密切的就是当年拉了他一把的那位劳崇光，还有翰林院典簿胡林翼，修撰陈公源，编修梅曾亮，学正刘传莹……之后渐渐扩展，半年后，曾国藩在北京已经交了一百多个好朋友，那些互相脸儿熟的点头朋友更是多得算不过来，走在街上到处有人跟他打招呼。

像这种交游，会不会让小曾养成胡吃海喝瞎喷乱侃的坏毛病呢？

不少年轻人在交游过程中真的会沾上烟酒、嫖赌、吹牛、耍混等坏毛病，可是曾国藩一样也没染上。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小曾有个原则——凡是自己心里知道是坏事的，一律不做；即使心里觉得是好事，也要有选择地去做。

坏事不做，这容易理解。可“好事也要有选择地去做”又怎么理解呢？

因为世界上的“好事”太多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其中有些过于琐碎，有些甚至是自己给自己“玩乐”找的借口。如果大凡觉得是“好事”就去做，一天的时间就会切得零七八碎，精力无法集中，那不管做学问还是搞事业，肯定因为过度分神而效果不佳。

老子说：“无为无所不为”就是这个道理。不做多余的事，才有精力做最重要的事。

因为曾国藩的人生信条是“不做多余的事，只做重要的事”，所以他在交游时，只学到了好东西，坏毛病全都“自动屏蔽”掉了。

自从打开大门交朋友之后，曾国藩在北京的日子越来越充实，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精神世界都越来越丰富多彩，心里有了话也有地方倾诉了，遇上为难事也有人帮着出主意了。

这天，曾国藩把自己交到的朋友里一帮最铁的哥们儿请到家里吃了顿便饭。不过这次聚会不是讲求学问，也不是吟诗作赋，是曾国藩遇上解不开的疙瘩了，想请兄弟们帮着出出主意。

此时的曾国藩只是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年工资才三十三两，又在北京住着。当时北京的消费水平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吓人，但对这个芝麻官来说也够戗了，小曾手里一直穷得叮当响，这顿饭真的很“掉渣儿”，两荤两素一壶酒而已。不过这几个都是至近的哥们儿，也不计较这些。席间曾国藩说出今天的正题：他是想向几位哥们儿请教，明天的一场“秋风”自己是该去还是不该去？

“秋风”又来了。不过这次不是小曾打别人的秋风，而是别人打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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