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学校‘停课闹革命’，青少年冲向社会，开始了大串联。他们到处造反，导致生产混乱，社会动荡。对这些青少年是因势利导、批评教育呢，还是推波助澜地蒙骗、利用?在这个问题上，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9月10日，周总理对红卫兵说，你们具有朝气蓬勃的精神，但必须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他特别强调学习任务，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9月13日，周总理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上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总理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周恩来反对滥用‘黑帮’、‘黑线’字眼。9月10日周总理对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三个红卫兵组织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这样讲了，我跟北京红卫兵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10月13日在北京先农坛红卫兵大会上，有人问周总理是否说过上海市委不是‘黑帮’的话。周总理坚定地回答：我是这样讲的。10月15日周总理接见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在提问题时，一位造反司令部的成员挑衅地说：‘上海以传达总理的讲话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为盾牌，压制革命。’周总理当即严词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但并未说过他们一切都是正确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王年一在《周恩来1966年8—12月的一些言论》一文中指出，‘文革’来势凶猛，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中央常委中第一个在公众场合否定错误做法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当时在公众场合作这样的否定最多的，是周恩来。这里所指的‘公众场合’大多数是红卫兵运动。该文提出了六点看法：

“1一再说明中央的问题已经解决，不要死揪工作组，实际上不同意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反对否定一切。

“3保护干部和党组织，并公开反对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上。

“4反对抓人、戴高帽、静坐、卧轨等行为。

“5要求正确对待群众。中央文革一味支持造反派，周恩来要求正确对待两大派。

“6保护政协，保护宗教。”

二、周恩来与‘二月抗争’

“研究者着重讨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周恩来与‘抗争三原则’。

“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和要不要稳定军队，这是‘二月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紧抓不放、据理力争的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也是同中央文革斗争中的核心问题。对‘三原则’的态度，实际上是辨别‘站在哪一边’的一个标准。论者普遍认为，周恩来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只是在表达的方法和策略上有一个变化过程。1967年1月上旬，面对‘天下大乱’、‘无法无天’的局势，周恩来努力地从正面、好的方面去理解和解释许多难以理解、难以解释的现象，甚至还在一些场合去耐心说服那些思想不通、行动抵触的老同志、老部下。与此同时指名保护了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1月下旬，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周恩来的认识较前更进了一步，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他明确告诉造反派：不能认为带‘长’字的一概不要，那么多部长、副部长都统统不要了吗?不能，局长也不能。2月中旬前后，周恩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更加具体、明确，从不同角度直接突出、阐明了‘三原则’。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他提出：任何党的处分只能由党组织决定，你们(指造反派——引者注)不能叫党委靠边站；(财政部)党组织能由群众组织去解决吗?财政部党组的工作要恢复，各部党组党委职权要恢复，要行使职权，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关于对待干部问题，他重申：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干部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乃至戴高帽、喷气式、照相、登报，这是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毛主席批评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做法。关于稳定军队问题他指出：现在北京和各地到处都在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一股冲击解放军的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周恩来的上述言论表明他在‘三原则’上是毫不含糊、观点鲜明，与老同志们的认识是一致的。

“第二，关于周恩来的斗争方式。

“在这一问题上，周恩来和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有明显的区别。如，老同志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多是在党内军内的高层会议上同中央文革一伙进行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的斗争，即所谓‘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从目前能接触到的史料看，周恩来似乎并没有准备采取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场合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即使在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老部下拍案而起之际，‘两军’阵前的周恩来仍不动声色，稳如泰山。其原因有两个：一方面，从历史上看，经过长期残酷的对敌斗争，特别是经过一次次复杂、尖锐的党内斗争的考验，周恩来逐渐磨砺、锻造了一种超出一般人的性格，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表现出极度的克制、沉着、冷静，从容自若，处变不惊；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他所习惯运用的迂回、渐进、韧性的斗争方式。越是情况复杂、矛盾加剧、冲突尖锐，就越能显示出他这种特有的性格和斗争艺术；另一方面，从现实看，在整个二月抗争中，周恩来之所以选择了不同于其他老同志的斗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知自己地位和作用极端重要、极端复杂。这集中表现在他同中央文革之间既对峙、又共事的十分复杂、微妙的关系，这就迫使他不能不极其慎重地处置每一件事情，权衡每一言行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当时周恩来如果拍案而起，结果无非两种可能：一是不仅不能在‘文革’中继续起中和作用，在特殊条件下保护党的干部和人民利益，可能造成被打倒的人更多，党和人民的利益损失更大；二是极而言之，也有引起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的可能。无论哪种可能成为现实，党、国家、人民都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灾难。因此，正是为着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才迫使他不得不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这也正是一种‘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高度自觉的牺牲精神。也有人认为，周恩来之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同志那样同中央文革作面对面的公开抗争，似乎是某种软弱的表现，甚至认为是为个人保身的需要。但多数人并不赞成这种观点。

“第三，关于周恩来与参加二月抗争老同志们的关系。

“几乎所有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在他们的回忆录、传记、纪念文章中都认为，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不仅认识基础是一致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对于各自所采取的不同的斗争方式，也是最终能理解的。

三、周恩来与保护党内外干部

“研究者都用‘大树参天护英华’或‘殚精竭虑护英华’来表现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为保护党内外干部所做的贡献和所付出的心血。其中，‘文革’初期对陈毅、贺龙、彭德怀和宋庆龄等人的保护；‘文革’后期对邓小平的支持和‘解放’175位将军，是论述较多的，也是为人民群众所熟知的具有代表性的几件重要史实。周恩来的保护措施常常因不同的保护对象、不同的时间和被保护人所处的不同境况而灵活多变。这些措施是住进中南海避难；把外地受冲击的干部接到北京并安置在可靠的地方并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亲自到现场‘陪斗’，以便随时保护老干部‘过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提出应避免党的历史上曾发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说服造反派要正确对待老干部等。还有一条更为重要且有效的措施，就是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总之，‘文革’中，周恩来在自己也曾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的危难情况下，为保护大批干部呕心沥血，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四、周恩来与‘伍豪事件’

“所谓‘伍豪事件’，是30年代国民党反动派用周恩来的一个别名‘伍豪’伪造脱党***启事，达到诬蔑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的反革命目的。这是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问题。但是在‘文革’中，江青等人却一再妄图用这一伪造启事来诬陷、攻击周恩来，成为一把刺向周恩来的暗箭。不少文章对发生于‘文革’时期的这一特殊事件的真相加以澄清和分析，并肯定了周恩来的严正态度和正确的斗争策略，肯定了毛泽东的态度，揭露了‘四人帮’的罪恶图谋。特别是当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后，林彪、‘四人帮’仍妄图利用这一事件做文章，如他们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列入‘伍豪启事’一条。1968年5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将诬蔑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交给吴法宪。周恩来注意到江青等人居心叵测，因而曾就此事多次作了严正声明。1967年10月和11月，他先后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1968年1月10日他给江青写信，通知她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1972年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讲这个问题。6月23日周恩来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再次说明这是敌人的造谣诬蔑。参加这次会议的陈云同志在6月13日做了口头发言，还写了书面发言，说：‘我现在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病重，在入手术室前他要来了1972年6月23日报告的记录，亲笔在上面签了名，而后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邪恶势力的痛斥，对自己政治生命和人格尊严的捍卫，对党的声誉的捍卫。

五、周恩来在处理‘九·一三’事件中的历史作用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周恩来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方面的观点主要有：

“1周恩来追查和封锁林彪私调的飞机，使其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难以实现，不得不仓皇出逃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识破了林彪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在1971年南巡途中又采取各种方式进一步揭露林彪一伙的阴谋。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企图采取搞武装政变的方式以达到其目的，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其他人所始料不及的。1971年9月7日至11日，林立果等人曾先后六次策划谋害毛泽东的行动方案，因各种条件限制未能实施。11日晚10点得知毛泽东已离沪北上，遂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12日晚10点多，林立衡向8341部队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报告说：叶群、林立果要把林彪弄走。要往广州、香港跑，飞机已停在山海关机场，他们还要谋害毛主席。周恩来接到电话报告后，一方面命令北戴河的8341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另一方面查问飞机去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当得知一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后，周恩来便指示此飞机马上飞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周恩来及时追查飞机的情况传到了北戴河，叶群为了试探和证实此事，便在晚11点22分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林彪要动一动，乘飞机动。周恩来机智地追问是否调了飞机，叶群欺骗周恩来说：还没调。此时，周恩来已查清256专机就在山海关，而叶群却谎称没调。周恩来后来对身边人员说：这时他才断定北戴河那里确实有问题，林彪可能要跑。周恩来进一步下达命令：这架飞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这一措施实际上是把这架飞机封锁了起来。

“2协助毛泽东成功地粉碎了反革命武装政变

“林彪不顾劝阻于9月13日凌晨起飞后，周恩来立即部署：汪东兴即刻去毛泽东住处；李德生马上到空军司令部；嘱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杨德中以中央政治局秘书名义带人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指挥，实际上是监视吴法宪。他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林彪的飞机，并与机上通话，告诉飞机可以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随后周恩来赶到毛泽东住处，当飞机飞越国境时，在毛泽东住处，周恩来代表中央向全国下达禁空令，并要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的指挥。这样就可以避免再有飞机出逃，或有人调动飞机来北京危害中央。林彪出逃后，很可能勾结国外敌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周恩来又向各大军区司令员通报情况，使全军处于必要的紧急战备状态。周恩来的上述措施实际上直接控制了全国局势。

“3妥善处理涉外关系，顺利解决林彪余党

林彪的飞机进入蒙古境内后，周恩来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14日，当接到外交部报告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后，又指示：第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打印出来送交人民大会堂；第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第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要绝对保密。21日夜，周恩来听取了我驻蒙使馆孙一先秘书从坠毁现场带回的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的汇报，尔后指示有关人员研究坠毁原因。在确认林彪机毁人亡后，对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和余党的问题，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了及时而稳妥的处理。直到中共中央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等文件，向全国人民彻底揭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由于考虑周全，措施缜密，平静而顺利地解决了这一涉及副统帅和接班人的特大政治事件。

六、周恩来与批判极左思潮

“1‘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