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原则：凡是他自己能够处理的问题，绝不提到毛主席那里去，尽可能为主席多承担一些工作。而林彪、‘四人帮’不仅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难题，而且把许多矛盾都推给总理处理。这样，总理的工作就更加紧张，经常是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他床头就摆着电话机，经常就在床头办公。吃饭、洗澡，秘书都等着请示事情。有时一连几十个小时得不到休息。一九六七年有一次因为接见国务院一个部的群众代表，十八个小时没有休息、吃饭，终于累倒。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他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贴出了那张有名的要求总理注意休息，以适应他的身体变化情况(即患心脏病)的‘造反’大字报。总理工作这样繁重，而林彪、‘四人帮’出于要把总理累垮的毒辣心肠，竟然还策划减少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我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后参加的头一次碰头会上，江青竟狂妄地提出要总理裁减秘书，真是丧心病狂。总理的那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已经在人民中广泛流传。我想在这里讲一件我直接接触到的事情：一九六七年二月初的一天，我的办公室接到总政一个电话，说化工部两个群众来访，反映了化工部一个重大失密事件。因为是地方上的事情，我们立即报告了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很快来了电话，要我们派人去汇报情况。那天晚上，总理一直在轮流接见一些单位的群众代表。十二点过后才抽空把我们派去的同志叫去汇报。本来白天接到我们的电话后，总理已派人出去调查了，但他仍然要亲自过细了解情况。据去汇报的同志描述：总理一边吃着当夜餐的粗饼干，一边询问，失密事件是什么人反映的？接待来访的是谁？全军‘文革’派人调查没有？并叫秘书立即打电话，把总政负责接待这次来访的两个同志找到中南海来。在等待这两个同志的过程中，总理又挨个到各个接待室去和等在那里的群众代表谈话。第二天凌晨四点钟左右，总政接待站的两个同志带着化工部两个反映情况的同志到了中南海，总理又继续询问失密事件的详细情形。直询问到将近六点，对处理失密事件作了指示。这时总理已经非常疲劳，但他仍然没去休息，他说：‘还有几个单位的代表等着我谈话，你们可以走了。’接着又向另外的接待室走去。”

“这就是总理给我们做出的鞠躬尽瘁的光辉榜样。”

徐向前：《鞠躬尽瘁砥柱中流——回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片断》，原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二，第1、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版。

“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既讲策略，原则又十分坚定。”

·聂荣臻·

“恩来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公认，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50多年来，我耳闻目睹，恩来的革命品德，感人至深。他无限忠于革命事业，几十年如一日，总是夜以继日，不顾疲劳，不顾安危，兢兢业业地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功盖日月，但从不居功自傲，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总是谦虚豁达，从善如流。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既讲策略，原则又十分坚定。恩来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无论国际国内，许许多多复杂棘手的重大问题，艰险异常的困难环境，他都能应付自如，处理得恰到好处，深受国内外政界领袖人物的好评，甚至连许多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对他的才华赞叹不已。他善于团结同志，热情关怀，从不粗暴待人，与他接触，大家都倍感亲切，受到衷心拥戴，成为党内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

“恩来这许多难能可贵的优秀品德，实堪为人师表。”

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忆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片断》，原载《不尽的思念》第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他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无端诋毁和蛮横刁难的逆境中，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气魄，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竭智竭力挽救国家。”

·刘澜涛·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周总理工作最艰难的十年。他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无端诋毁和蛮横刁难的逆境中，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气魄，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竭智竭力挽救国家，保护革命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文革’开始，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我在西北局将面临一场残酷的政治迫害。周总理得知情况后，立即亲拟电报，深夜报请毛主席圈阅后，急速致电西北局和‘造反派’，明确指示：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完全清楚的。从而扼制了一场大规模的批斗。当‘造反派’将我秘密裹胁到北京时，周总理、陈毅同志非常关心，指示有关部门给予热情接待和妥善安排。后来，我在狱中被囚禁八年，心中一直忧虑着我们国家会不会堕入崩溃的深渊，正是因为有周恩来等一批老领导作为中流砥柱，支撑局面，才使国家免于大难，也才会有后来的重大转折。”

刘澜涛：《为〈开国总理周恩来〉序》，原载1995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幸赖有周恩来同志做毛泽东同志的辅弼”，“我们的党和国家才得以幸免于彻底崩溃。”

·王任重·

“周恩来同志生不争名，死不争地，不许人家为他树碑立传。然而，他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鞠躬尽瘁的一生，在人民的心里凝成了永远不可磨灭的丰碑。在他身上，完整地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整地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应有的高贵品质。他在各个方面都是我们光辉的榜样。今天，当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我们特别有必要学习他，用实际行动来纪念他。”

一

“首先，我们不能不想到周恩来同志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同林彪、‘四人帮’进行的斗争。”

“在这里，我亲历其境的仅仅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两个多月的情况。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但林彪、‘四人帮’立即公然破坏其中关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估计以及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和‘抓革命、促生产’等项规定。他们加紧策划和疯狂煽动‘横扫’妨碍他们阴谋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一切’。由此，围攻和强占党、政、军领导机关，残酷地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打、砸、抢、抓、抄等无法无天的事，愈演愈烈。周恩来同志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排除这种混乱局面。例如，对清华大学，他就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在陈伯达、江青一伙的插手下，清华大学的群众分裂成了势不并存的几派，争吵越来越激烈。为了使他们联合起来，稳定这个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大学，有一天，周恩来同志把各派头头分批找到人民大会堂座谈，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谆谆地进行引导，从下午一直谈到次日清晨三时。随即又亲自到清华园，向一个被江青封为‘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的头头进行工作。这样一位年近古稀、功德盖世的国家总理，这种深入细致、废寝忘餐的工作精神，山若有情，亦当为之肃然起敬。然而，对陈伯达、江青及其豢养的打手有什么用呢？！只会引起他们更大的仇恨，反而被他们攻击为什么‘和稀泥’。以后，‘四人帮’大批特批所谓‘人性论’，从他们对周恩来同志丧心病狂地诽谤、诬陷中，倒的确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他们丧失了起码的‘人性’。”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就没有可能接触周恩来同志了。得知他逝世的噩耗，也无法瞻仰他的遗容，只能在一个远离首都的西北小镇遥为哀悼。但是，我和其他许多现在还得以继续为党工作的同志一样，刻骨铭心地感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幸赖有周恩来同志做毛泽东同志的辅弼，凭了他的崇高威望、凛然正气、无懈可击的美德以及无与伦比的毅力、耐心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力挽狂澜，砥柱中流，我们的党和国家才得以幸免于彻底崩溃。”

“林彪、‘四人帮’诬蔑周恩来同志是什么‘老右倾’，‘最大的保皇派’。这恰好从反面证明：周恩来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坚决抵制了这伙阴谋家、野心家以‘左’得无以复加的面貌和行径妄图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最大的保皇派’?!周恩来同志‘保’的是什么?在险风恶浪中，他首先是保卫毛泽东同志，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千方百计地保护我们党和国家的精华——革命老干部、卓有才能的科学家、理论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专家、劳模和广大的革命群众，竭尽全力维护党和人民的团结，支撑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支离破碎的国民经济。他在生命垂危之际，还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在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协助下，提出了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广大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那样深切地怀念周恩来同志，每一想起他、谈起他，就不禁热泪盈眶，除了他在我国整个现代史上所立下的无数大功以外，尤其是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又立下了举国老少都切身体会到的新的丰功伟绩。”

二

“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及其革命理论的问题上，周恩来同志也同林彪、‘四人帮’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

“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极力把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神化、偶像化。他们肆意肢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中摘取他们篡党夺权所需要的片言只语，甚至伪造毛主席的‘指示’，拼凑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戒律，用以搞封建法西斯专政，作为压人、打人、杀人的帽子、棍子、刀子。他们名曰‘高举’，实则践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糟蹋得不成样子。肃清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问题上散布的流毒，洗净他们泼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的污泥浊水，还其本来面目，是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一项重大任务。在这里，学习周恩来同志，是大有教益的。

“周恩来同志是毛泽东同志与之并肩战斗最久的战友之一。

他对毛泽东同志的衷心拥戴、不可或缺的巨大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心，是有目共睹的。但他是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的呢?去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他写的《学习毛泽东》一文，就足以说明。在这篇文章里，周恩来同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用生动朴素的语言，首先批判了把毛泽东看成是‘神’、‘天生的圣人’一类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说明了毛泽东从一个有迷信落后思想的农村青少年，锻炼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过程；说明了毛泽东及其理论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和成长的社会、历史条件。他还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这篇作于一九四九年五月的文章，简直就像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宣扬的那套神话而发的，今天读来倍感亲切。它大有助于我们破除迷信，历史地、正确地认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同志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或指示是非常尊重、认真贯彻执行的，但是他从不生搬硬贯，更不拿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压人，而总是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去研究贯彻，行不通时就提出不同意见。”

“至于周恩来同志对待自己，那就更是严格遵守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绝不突出个人。他严禁对他歌功颂德。他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与众不同的非凡人物，始终是把自己置于普通战士和人民公仆的地位，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态度，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他是真正严于解剖自己的，在各种场合都毫无忌讳地、坦率地、诚恳地讲自己的缺点和犯过的错误。这样，他的缺点错误也就真如‘日月之蚀’，更显得他光明磊落，更令人感到他可亲可敬。在他逝世以后，‘四人帮’极力压制人民对他的悼念，但越压制，人民就越怀念他，越痛恨‘四人帮’。悼念周总理和怒斥‘四人帮’的群众活动在当年清明节达到了高潮，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四五’运动。这期间，广大人民群众用血和泪写的大量扣人心弦的诗词，在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都有重大意义。粉碎‘四人帮’以后，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回忆、怀念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是写得很好的，好就好在没有任何神化色彩，都是富于真情实感的肺腑之言。从身负党和国家重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到各行各业的普通工作人员和年轻一代，都是把周恩来同志看成与自己心连心的亲人。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而又平凡的，他的伟大正表现于他的平凡之中。他不愿意宣扬自己，他的形象就越显得高大，犹如万年常青的松柏，屹立在高山之巅。”

三

“尤其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当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身陷囹圄，有的虽未被明令罢官、实际上也是靠边站，在中央能够同心协力帮周恩来同志分担重任的，寥寥无几。而且林彪、‘四人帮’又一股劲地捣乱，明枪暗箭不断向他射来。他处境之困难，压在他身上的担子之沉重，实在难以想像。可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充分地表现了他为党、为国、为民献身的精神，也更充分地表现了他的组织才能，其中包括他的知识渊博，对各方面的情况的深入了解以及知人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