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来同志如同保护许多同志一样竭尽全力拯我于水火。在罗瑞卿同志突遭厄运时，恩来同志派我去大西北基地指挥第三次原子弹试验，这当然是工作的需要，但也有很浓的保护色彩。在揪斗成风时，他又任命我为总理联络员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处理部院合并的事宜，这虽然也是势在必行的变革，但也有让我避开风口浪尖的意图。可是，我终于在他力不能及的情况下被投入了一个秘密监禁人的地方，被扣上了一长串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后来听别的同志说，他曾在一次大会上讲革命历史还提到红十四军的干部如今就剩下张爱萍、黄火青、刘瑞龙三个人了!……无论在当时还是到今天，每想到这些，我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出于对革命的责任心，他努力熟悉了解自己下属的同志，努力培育帮助自己的同志。回忆几十年里与他的接触，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关怀，是信任，是爱护，是支持，是深厚的情谊，是不尽的温暖。

“林彪死了以后，我被准许离开囚室，出来治疗被折磨跌断的腿。后来得知是叶帅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总理，总理指示立即把我送三○一医院治疗。我渴望能见到恩来同志，可直到被正式宣布‘解放’了，才和邓颖超大姐联系。大姐说：‘他病了，中央规定不让见。我替你转告，等他身体好些，你们再见面。’我只有忍下思念之情，投身于中央交付给我的新任务里，默默地决心学习他的榜样，在纷乱复杂的局势里努力为国为民多办实事，以好的成绩再去见恩来同志。

“不想，1976年1月8日，传来恩来同志逝世的噩耗。我难以接受这严酷的事实，悲痛不已。在医院的病房里含着热泪低吟了一首《满江红》为他送行：

愁雾弥天，

江海水、怒号翻滚。

举世恸，

追思勋业，

马列开逡。

为国为民孺子牛，

任劳任怨绝代尹。

艰难际，大任系安危，

何驾云!

惊雷震，

天地忿，

朔风烈，

泪雨淋。

四十六年前，

重军路引。

难忘少年谆教诲，

常忆征途亲指领。

提劲旅，打破核垄断，

攀万仞。

岁月并没有把人民给恩来同志的殊荣厚爱冲淡，他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张爱萍：《追随麾下四十年》，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103—1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如果没有总理作中流砥柱，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将是不堪设想的。”

·吕正操·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虽然深受林彪、‘四人帮’的多方刁难，影射中伤，却始终是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竭尽全力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示，排除‘左’的干扰，为党为人民保护了一大批遭受迫害的革命老干部；同时，他还说服教育了受林彪、‘四人帮’蒙蔽煽动的广大群众，使党的各项事业避免了不小的损失。如果没有总理作中流砥柱，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将是不堪设想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抛出所谓‘桃园三结义’，诬陷彭真、林枫同志和我为‘反林彪小集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主席就告诉总理‘要保吕正操’。总理还亲自去大连，找林彪转达主席这个指示。林彪表面答应，背后却又伙同江青、陈伯达及其顾问暗中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围攻揪斗。每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是总理亲自出面或派人解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夜，江青、陈伯达以‘杀手锏’、‘中断铁路运输’、‘反林彪的反革命小集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公开点我的名，煽动群众批斗。一月十三日，又召开万人大会，把我揪到工人体育馆。总理知道后立刻赶到会场，很气愤地对主持批斗会的坏头头说：‘你们不应该随便揪我的部长，吕正操即使工作中有错误，也应该让他工作，戴罪立功’。随后总理亲自把我交给进入会场的铁道兵战士，让他们护送我回家，并一再叮嘱，‘要保证吕正操的安全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准进家揪人’。但在江青及其顾问的煽动唆使下，个别打砸抢分子和受蒙蔽的群众还是不断来揪斗、抄家。后来，我被宣布‘撤职留用’，但在总理的保护下，每晚到调度室参加行车调度，还能继续做点工作。

“当时，由于红卫兵大串连，铁路客运量猛增，运输秩序极端混乱。有的列车在丰台停几天几夜开不进来，北京站的列车又开不出去，造成严重堵塞。周总理每天都要看《铁路运输简报》，每夜还要找我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了解铁路运输情况，并亲自指示哪列车进京，哪列车开出去。在总理的指导下，直到同年七月十二日我被关押以前，全国铁路运输没有发生过重大行车事故。正如总理当时对某些‘造反派’头头说的：‘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部长了。’

“一九七四年‘八一’前夕，在毛主席一再敦促下，我得以恢复自由。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政治局接见我们几位同志，总理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不要记在心上!’我回答：‘感谢毛主席、党中央，总算把我的问题弄清楚了，我不会记在心上的。’当我看到总理消瘦的病容，忍泪问候总理健康时，总理还安慰我说：‘最近做了个小手术，病已经好了。’总理这样不顾自己病痛，而又时刻关心他人，使我内心万分感动，同时又非常担心总理的健康，真是百感交集，难以言状。

“然而，这样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却受到林彪、‘四人帮’不断的诬蔑和攻击，甚至不许人民对他的逝世表示悼念。但历史是无情的，人民是公正的。‘四五’运动的爆发不仅对林彪、‘四人帮’是个有力的回击，而且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在那些震撼天地的日子里，我们犹为感到周总理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伟大作用。

“周恩来同志德尊一代，功垂千古，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衷心爱戴和永远怀念。”

吕正操：《永远怀念周总理》，原载《怀念周恩来》第62—6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

“周恩来同志对我的这种关心和爱护，远远超出了我个人，而是对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的关心和爱护。”

·乌兰夫·

“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感动，终身难忘。‘文化大革命’中，我长期被‘监护’，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前，经过周恩来同志多方努力，解除了对我的‘监护’，恢复了自由，让我回到了北京。事后我了解到，周恩来同志为了让我参加十大并选为十届中委，曾据理力争，纠正和批判了说我‘反党叛国’、‘搞分裂’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他特意把1945年10月中央派我去苏尼特右旗解决那里搞起的一个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说成是‘单刀赴会’。并说：‘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他敢于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了不起的事。’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周恩来同志是冒着很大风险伸张正义的。‘四人帮’给我强加了‘反党叛国’的罪名，本欲置于死地。如果不是周恩来同志的保护，还不知葬身何地，更谈不上重新出来工作了。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我，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这是对一个民族干部的信任和爱护，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同志坚持党的原则，无私无畏、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德。每想到这件事，我都感到对周总理有一种无法报答的感激之情。周恩来同志对我的这种关心和爱护，远远超出了我个人，而是对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的关心和爱护。”

乌兰夫：《为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呕心沥血》，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座擎天柱石。在‘文化大革命’中，愈益显示了他的这种重要作用。”

·宋任穷·

“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座擎天柱石。在‘文化大革命’中，愈益显示了他的这种重要作用。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对于总理的这一段评价，我有深切的体会。”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总理就挺身而出，竭尽全力保护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干部。东北地区许多同志也受到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坚决保护。吉林省副省长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同志，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为延边的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1966年8月，他从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到延边以后就遭到批斗，地区的局势陷入混乱，州委已难以控制。总理获悉后明确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并指示我和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到延边去做工作，保护德海同志。我与马明方同志和吉林省省委书记赵林同志一起立即赶到延边，召开州委常委会议，我说：‘我这次是奉周总理的指示专程到延边来的，中央认为朱德海是好同志，要让他站出来和群众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并要求领导核心统一认识，掌握好局面。我还建议州委常务副书记多出面，让德海同志先下去抓生产，免得出面多了造成被动。马明方、赵林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我走了以后，马明方同志留在延边召集群众代表座谈，希望他们尊重朱德海同志的领导。他说：要爱护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特别是培养一个民族干部不容易。9月底，总理亲自点名让朱德海同志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让他的名字见了报。同年年底，总理又一次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要保护他。可是，横行一时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公然对抗总理的指示，派他们的帮凶到延边，给德海同志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横加迫害。德海同志最终未能免遭劫难。1972年，当德海同志病重时，总理指示中央组织部尽快查清问题，恢复德海同志党的组织生活。马明方同志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保护了朱德海同志等一批干部，但不久他自己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明方同志才得到彻底平反。”

“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同志，早年赴欧洲参加勤工俭学，是我党的老党员。他很有见地，对1958年‘大跃进’的一些做法有过某些保留，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所谓右倾错误，欧阳钦同志和东北的其他几位省委书记态度都比较消极。欧阳钦同志很顾全大局，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主动为国家分忧，尽量从黑龙江多调些粮食出去，而不让本省居民的粮食定量定得过高。他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林彪、‘四人帮’一伙唆使造反派批斗欧阳钦同志。他身体不好，态度又强硬，如果再遭批斗，身体很可能支持不住，我们在1966年底秘密地让他随我坐飞机到北京，安排在北京饭店。因事先来不及请示总理，到北京后我立即写信给总理，建议欧阳钦同志留在北京住院治病。总理很快批示同意，欧阳钦同志遂被送进空军总医院保护起来。”

“对于我本人，总理也是十分关怀和尽力保护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东北局曾几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请示运动中的政策界限，但是没有得到过一个字的答复。于是，我们就直接向总理请示，总理每次都有明确指示，并先后指定李富春同志和陶铸同志负责同我们联系。1967年，中央将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同志集中到京西宾馆住，我被安排在六楼东头的套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下，东北的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来抓我，他们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气势汹汹地从一楼冲到六楼，有个别人趁机对我进行殴打，并把我拖到阳台，准备用绳子将我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此时，傅崇碧同志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急速赶到六楼，将我从造反派手中夺回，转移到安全地点，我才幸免于难。总理对冲击京西宾馆事件很生气，为了保护一大批老干部，亲自指示立即修围墙。京西宾馆现在的围墙就是在那个时候突击建成的。1969年，我下放到辽宁的农场劳动，不断遭到批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体重下降到不足90斤，腹部疼痛，不压一点东西不能入睡，我的几个孩子于1973年联名写信给总理，要求让我到北京检查身体和治病，总理很快就批准了。这一年的4月，我还没有被‘解放’，总理在一次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把将要出使美国的黄镇同志和夫人朱霖同志从后排请到前面就座，并在会上大声问黄镇同志：你去看过宋任穷同志没有?黄答还没有，正准备去。总理说：‘好，应该去看看宋任穷同志，你们过去都在一起工作的嘛。总理以这种形式再一次表达了对我的关怀，意图很清楚，希望我能够早日‘解放’，出来工作。可见总理虑事之精细，亦见其用心之良苦。可是，‘四人帮’一伙盗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令我从北京医院出院后直接上火车站径返辽宁，我要求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住几天，看看熟人，也遭到无理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