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其破坏程度如此严重，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之外。他作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必须贯彻执行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个什么结局?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设想的?所有这些，周恩来当时也搞不清楚。他在思想上没有作长期搞‘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这从下面两件事中可以看出。”

“一是面对当时红卫兵大串连之风席卷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渴望得到毛主席接见一事。周恩来请示毛泽东：红卫兵到北京串连最好是有个计划，有组织的分批到北京，人员要控制在100万或150万。毛泽东一听说：不行，起码250万。毛泽东的口一开，红卫兵到京串连人数最后达到1100多万。”

“另一件事是，‘文革’开始后，中央机关、中南海也有许多造反派起来造反，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一乱，势必影响全国。周恩来对此十分着急。他向毛泽东请示，并得到批准，立即向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到1966年10月中旬告一段落。

“可见，毛泽东是想以红卫兵为‘文革’的主要力量，达到‘天下大乱’。所以，他不能同意周恩来关于红卫兵串连应有组组、有计划、有数量控制的意见。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相差甚远，足以看出周恩来对毛泽东发动红卫兵串连运动的深层想法是不理解的。至于‘文革’时间长短，实际上毛泽东本人也未经过深思熟虑，为此，他就同意周恩来关于10月中旬告一段落的意见。

“正因为周恩来是在这种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很不自觉的情况下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去的，所以在当时许多场合下，周恩来总是说：对‘文革’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他尽可能地从积极方面、从好的前途上去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多次反复地讲道：‘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势’、‘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改、紧赶’。

“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国庆17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中旬，毛泽东也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于这一提法，周恩来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为此，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由于毛泽东坚持，这一提法未做修改。于是，周恩来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随着局势的发展，全国混乱局面日见严重，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周恩来所能做到的就是：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去‘救火’，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地控制全国混乱的局面。”

“所谓的‘救火’，主要是救干部、救档案。而这当中贯穿的主要工作则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与红卫兵讲道理，劝阻并制止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周恩来的‘救火队’有我、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副秘书长)，我曾经说过：‘我们是光荣的救火队员。’”

“当时，周恩来要我们救的干部主要有中央部长级领导和地方省委书记。只要红卫兵把部长们抓去批斗，周恩来立即派我们出面与红卫兵讲道理，办交涉。他让我们掌握一条原则，不准红卫兵揪斗部长出去游街，不许打骂体罚部长们，他们有错误、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将揭发材料送交周恩来；凡是已住在中南海要揪出去批斗的领导干部，都要报请周恩来审批，而且要写明时间，按时送回。”

“地方省委领导被揪斗，周恩来就让我们打电话劝阻。记得四川省红卫兵揪斗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从成都揪起，押送北京。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叫我沿途打电话加以劝阻，但劝阻无效。李井泉、廖志高一到北京后，我们立即将他们保护在中直招待所，对红卫兵说：要让他们在招待所里好好写检讨。名义上写检讨，实际上将他们保护起来。‘文革’后，廖志高见到我时，还提起这件事，对周恩来和我这个‘救火队员’充满着感激之情。

“早在8月下旬，红卫兵在大中学校兴起，并逐渐联合起来。由于观点不同，大学分成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还有以‘西城纠察队’为主成立的第三司令部。他们分头派人到各机关、学校以至企业、工厂去串连，组织红卫兵联合造反。为了便于联系和诱导，周恩来指示周荣鑫和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随时同他们保持联系，及时解决他们的合理要求。并给三个司令部各安排一个办公室、一辆吉普车。但对他们的错误行为，也随时加以批评、帮助。”

“10月18日，部分红卫兵在林彪、江青一伙人蛊惑下，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要周荣鑫和我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说服工作。我和周荣鑫乘坐一辆小汽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化宫前挤满了人，一片嘈杂，我们的车子无法开过，刚一停下即被拥挤的人流包围，车轮都被挤扁了。进了文化宫找到红卫兵头头们，我们便开始耐心地与他们讲道理。我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周总理指示，不能随便贴他的大字报，你们把大字报贴在天安门，对国内国际影响都不好。’经过我和周荣鑫的反复劝阻，虽然还有人反对，但多数人赞成，他们终于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从观礼台上撕下来。”

“有一天，外贸部的‘造反派’要把部长李强拉去游街批斗，遭到另一派反对，相持不下，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要我马上到外贸部向‘造反派’做工作，说明李强还要代表国家对外搞贸易，不能游街，有问题可送揭发材料。我赶到外贸部，两派正争论不下，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使李强免遭游街批斗之苦。”

“1966年8月18日晚，一大批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准备冲入故宫，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当晚作出‘关闭故宫’的决定，并通知卫戍区做好保卫工作。19日上午，红卫兵再次来到故宫门前，叫喊着要冲故宫。故宫的工作人员因事前接到周恩来的指示，他们理直气壮地对红卫兵说：‘我们按总理的指示，关闭故宫，现在，故宫一律不对外开放。要完整地保护故宫文物。请你们回去。’红卫兵听到是周恩来的指示，不敢强行冲进故宫，陆续退回。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象征——故宫，就这样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免遭一场劫难，完整地保护下来。”

“保护党和国家机密档案也是我们当时‘救火队’的主要任务。在一片造反声中，红卫兵疯狂地冲向党政机关。机要、保密、档案等要害部门也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中央调查部有许多绝密文件，孔原部长事先曾同我商量，秘密转移了一部分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但该部‘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要冲进档案室。周恩来高度警惕着上述部门被冲击的情况，他说：这是最高机密的档案，绝对不能抢。他立即通知我去制止，我正在对另一些红卫兵做工作，没办法脱身，周恩来马上派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去劝阻。李去后被狂热的‘造反派’扣住，他坚持在那儿与红卫兵反复讲道理，总理办公室也打电话去制止，终于保住了该部的档案。”

“陈云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中南海外的北长街。为保护陈云的健康和安全，经周恩来安排到西郊安全地方休息。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竟唆使红卫兵，冲进陈云家里要‘破四旧’，警卫团长张耀祠得悉后去劝阻无效。红卫兵把大门冲破后进到办公室要砸档案柜，由于警卫同志坚持，他们不敢动手。陈云很喜欢听苏州的评弹，家中收存一些评弹的唱片、录音等，红卫兵说评弹是‘四旧’是封资修的毒草，要全部查抄出去毁掉，而实际目的是要抢机密档案。我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火速赶到现场交涉。我对红卫兵们说：周总理有指示，陈云同志是中央常委，他的档案不是一般的档案，而是党和国家的机要档案，任何人不准动。至于评弹是苏州一带的文化艺术，不能作‘四旧’破。你们破门进来，是错误的。希望你们立即撤出去。但是因为他们有后台，是受文革小组指挥的，几个小时过去了，硬是不撤。我只得打电话给文革小组的戚本禹，郑重地把周恩来的指示告诉他，让他通知红卫兵头头火速撤离。这样陈云的档案才得以安全地保护下来，此后迅速转移到别处。

“为了制止红卫兵到处冲击、乱抢档案的做法，周恩来指示我和周荣鑫等人起草了中央文件，下发各地。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正常工作，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这个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文件下发后，对红卫兵的四处冲击，乱抢文件、档案起到一定遏制作用，局面暂时得到控制。

“‘文革’初期，周恩来为了稳定全国局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做‘红卫兵小将’的工作。对于红卫兵的破坏，周恩来无限地痛心疾首，但对这些‘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还不能训斥、压制，只能谆谆善诱，耐心引导。从1966年8月下旬到12月中旬的3个月时间里，周恩来召开红卫兵座谈会40多次，有些会一次长达4、5个小时，有的会甚至通宵达旦。他唇焦舌燥，反复讲解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随便抓人、抄家、砸毁文物，对建国17年来党和政府的工作要分清主流与支流，对干部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说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等于是‘黑帮’等等。周恩来对红卫兵的生活很关心，北京天气寒冷，从南方来的红卫兵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脚，周恩来怕他们冻着了，让我们的招待部门去买棉衣、解放鞋，发给红卫兵。有一次，周恩来得知有一批红卫兵上井冈山，遇上下雪，粮食运不上去，他急得很，当即指示我们打电话到江西省委，派直升飞机运粮食到井冈山。”

“周总理不仅要花大量时间去做红卫兵的说服教育工作，还要做好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万人次红卫兵和广大师生。毛泽东的这一重大步骤使北京人员流量猛增，大量繁重复杂、琐碎细致的工作都落在周恩来头上。他要负责从各路进京的铁路交通安排，红卫兵在北京的食宿，组织接见检阅，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等等。周总理依靠党政军各级组织，充分发挥他那卓越超群的行政组织能力，保证了毛泽东八次检阅都没有出事故。”

“周恩来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作为，使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还公然指责周恩来是‘救火队长’。我认为：坏人唆使‘红卫兵’乱放火，周恩来救火，这个‘火’救得对，救得好，如果不救，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是光荣的‘救火队员’。”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398—4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

“在十年动乱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斗争错综复杂，自身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地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

·谭启龙·

“在十年动乱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斗争错综复杂，自身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地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每当我读到这方面的回忆文章时，内心深处便涌起对周总理深深的敬重与怀念。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从受冲击，被打倒，到重新工作的大约十年时间里，周总理曾三次指示把我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我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同志对我采取保护性措施。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以及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无法无天的运动冲击下我能否生存下来，能否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难预料的。

“1966年夏秋之交，西安发生了学生与工人冲突事件。青岛市三所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要求赴西安声援，他们不仅不听市委劝阻，反而冲击市委，批斗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引起工人不满。8月25日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是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确定由我带领调查组前去处理。行前我向周总理电话请示，他同意由我亲自出面处理，做好双方的工作，并指示‘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要制止’。我于27日到青岛，经过三天调查处理，事态有所缓和。我即返回济南向省委汇报。但是紧接着，学生大规模批斗张敬涛等一批干部，工人们看不下去，两边又冲突起来，而且愈演愈烈，如不及时做好工作，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可能。于是我再次去青岛。这一次虽做了许多工作，但这边的工作刚有眉目，那边又闹了起来，反反复复。隐约间我发现似乎有人在暗中策动崂山县农民进城，火上浇油。在此紧张气氛中，我向周总理报告说，以省委名义已很难开展工作。总理考虑为便于开展工作以及保证我的安全，电话指示要我‘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名义出面做好双方的工作’。我按照总理指示穿上军服，继续做双方工作，同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发电报力主不要让农民进城，要回乡抓革命促生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做了批复，并通报各省、市、自治区。这样，到了9月初，紧张形势得到缓和，制止了流血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