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周总理针对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台湾同胞的现象，明确指示：对台籍干部要落实政策，消除疑虑，合理安排使用。有一次，周总理从国务院的《群众来信简报》中看到有三名台籍同胞所在单位没有对他们落实政策，立即指示中央组织部和两位台籍中央委员给三个省的省委打电话，要他们派人调查，后来又指示要这三名台湾同胞来京列席台湾省协商选举四届人大代表的会议。周总理日理万机，还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台湾同胞，我们台湾同胞无比感激，永远铭刻心内，永世不能忘怀。

“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时，台湾省作为一个单位产生十大代表两名，四届人大时台湾省作为一个单位产生人大代表12名，这是对台湾同胞和台籍干部的关怀、照顾和培养。这一政策的执行，同周总理的关怀是分不开的。

“周总理对台湾人民的反帝反蒋爱国斗争给予极大关怀和支持。1967年5月台盟总部提出举行台湾人民‘五·二四’反美爱国大示威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的计划报告，周总理亲自审批了这个报告，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总理工作非常忙，但他逐字逐句地审阅，用毛笔写了‘同意’的批示，看到这一批件我们都很受感动。”

徐萌山：《周总理十分关心台湾同胞》，原载《不尽的思念》第508—5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听着这深情的话，我抬起泪眼，望着贺龙的遗像，在心底里默默地说：‘贺龙，总理了解你。’”[hk][hj1]

[hj]·薛明·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林彪一伙就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之后，康生、江青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煽动学生造贺龙的反。从此，我家就没有安宁过。家被抄，孩子们也躲到亲友、同事家里去了。同时，体委造反派也闹起来了。

“1966年12月24日，体委‘造反派’批斗荣高棠。贺龙接周恩来一块去体委。见面后，周恩来亲切地握着贺龙的手说：‘你血压高，我还是建议你休息。’我们深知他是为了保护贺龙才提了这个建议的。但由于贺龙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起因不清楚，对全国乱成这个样子不理解，又感到不放心，觉着不应该休息，就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怎么会怕群众呢？我还是想工作。周恩来从贺龙犹豫的眼神中看出贺龙心有疑虑，便诚恳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休息吧，保重身体第一。’

“1966年12月25日晚，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贺龙和我安排在钓鱼台住。我们刚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早，就接到总理办公室来的电话，叫我们马上离开那里。原来康生、江青也住在那里。按周恩来安排，我们转到新六所住。12月28日，贺龙参加了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体委、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我们的住处，又跟踪到了新六所，整天闹得不可开交，要揪斗贺龙。东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贺龙很气愤，说：‘我要回去一趟。’我跟贺龙的警卫员杨青成说：‘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1967年1月9日，贺龙到西花厅见到周恩来。贺龙讲明情况后，他说：‘你不要去，我顶着。’说着他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我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我是周恩来。你们呆在贺龙家里不好吧?这不像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去!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周恩来讲话后，他们马上就撤走了。周恩来又对贺龙说：‘不去，不管他，你也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当时正值‘一月风暴’，社会上很乱。周恩来对贺龙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花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花厅住时，我和贺龙亲眼见到了恩来同志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龙都很担心。每天黎明前我们趴在窗台前，盼着他早点回来。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他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恩来同志太疲乏了!太劳累了!看到这些，我和贺龙心里难受极了。

“贺龙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恩来同志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恩来同志工作这么紧张、劳累，还经常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龙说：‘你就安心住着吧。’有一次恩来同志说：‘我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便告诉服务员，把饭给他端过来。饭很简单，两个菜。他边吃边说：‘我实在没时间。’接着又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报道，或当天的社论。’接着又问贺龙：‘你看过报纸了吧?’贺龙说：‘看过了。’‘那我们两人一块再听听。’我说：‘我念得慢啊。’总理说：‘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恩来同志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吃饭。我边读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清静的时候啊!

“‘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中南海。

“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贺龙和我虽然并不了解他与林彪一伙斗争的内幕，但我们知道他的处境也很难。谈话结束后，恩来同志紧紧握着贺龙的手，难舍难分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时我去接你。’稍停了停，他又说：‘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杨德中护送你，夜间再走。’贺龙怎么也没想到，此行道路坎坷，荆棘载途。他更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是和周恩来最后的诀别!

“1967年1月20日凌晨3点钟，我和贺龙离开了西花厅，由杨德中和贺龙的警卫员杨青成护送，乘车朝玉泉山驶去。天蒙蒙亮时到了玉泉山。后改乘小吉普车，这时车上就只有贺龙和我及护送我们的杨德中了。汽车一直开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里边的房子很不错。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外，就只有贺龙和我两个人。

“我们走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到处打探贺龙和我的去向，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要‘打倒贺龙’，都遭到了周恩来义正词严的回绝。2月18日，恩来嘱秘书告诉国家体委‘造反派’，他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也是中央的决定。2月22日，他再次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周恩来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刚到象鼻子沟时，杨德中经常代表周恩来去看望我们，他每次来，贺龙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问他：‘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杨每次都转达恩来同志的问候。恩来同志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嘱咐贺龙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学习，练练字，学学毛主席的著作。他还说，总理估计你坐不住，不习惯这个环境，过一段时间会习惯的。你若有事，可找总理。自此，贺龙真的练起字来了，练得还很认真。

“1967年，国庆节后，贺龙高烧至40度，吃饭总吐。周恩来知道后嘱速送三○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反对，只好送到二六七医院，安排住在传染科。二六七医院归警卫一师管，条件较差。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人曾去探视他。出院后，杨德中为烧暖气的事又来看了贺龙，同时带来了恩来同志亲切的关怀和问候。恩来同志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他是怕贺龙再感冒。贺龙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像见到了总理一样。’贺龙非常感激恩来同志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此后，我们和恩来同志的联系就中断了。

“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我们完全落入了林彪一伙的魔掌。林彪一伙加紧了对我们在政治、生活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迫害。在临离西花厅时，我悄悄地把西花厅的电话号码记在了手心里，以备日后有急事时和周恩来取得联系。到象鼻子沟后，开始杨德中常去，还没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自和周恩来断了联系后，才感困难。贺龙曾叫我悄悄地去看看哨兵的电话，能不能趁他们不注意时，把电话拨出去。一看才知，哨兵使用的是手摇电话，我们连电话也拨不出去了，和周恩来再也联系不上了，心里真难受啊!在这里，我们一直住到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

“贺龙含冤去世后，我又回到象鼻子沟。继之又把我押送到贵州省某空军干校，进行残酷摧残。

“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问：‘你们不是一伙的?’他们亲切地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的。为寻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恩来派他们来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了下来。他们告诉我：‘叶群的一些事你知道，贺龙最后的日子里，也只有你在他身边。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出来，报告中央。’我心里热乎乎的，可盼到这一天了。回来以后，我眼含泪水，写写停停，到1978年终于写好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有一次，邓大姐听我讲完报告的内容后说：‘这些材料要是总理听到了，他会非常难过的。’

“回到北京后，国务院安排我住在新疆办事处。周恩来派科教组组长刘西尧来看望我。刘西尧说：‘总理让我向你一家问好。希望你一家团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我和失散五年的孩子们团聚了。和儿女团圆时，我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挨整的印象，而是觉得心里踏实了，觉得贺龙平反有希望了。

“197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贺龙平反前，周恩来让邓大姐的秘书订电话问我：‘贺龙的骨灰在哪里?’作为贺龙的亲人，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找到啊!此后，邓大姐还曾两次来我家中。第一次来，是了解我和孩子们的生活及健康情况，虽没明说要给贺龙平反，但邓大姐来本身就是个态度，希望就很大了。邓大姐第二次来我家，带来了恩来同志的问候，希望我保重身体，不要太难过，要向前看。邓大姐还说，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我说：中央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

“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前夕，邓大姐又在电话中说：‘恩来同志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我将大姐的话告诉了亲属们。6月9日那天，我和儿女们刚进休息室不久，就听到了周恩来在休息室外大声喊我：‘薛明，薛明啊!’门被推开，恩来同志走了进来，我急忙迎上去。他紧紧地搂着我，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着，眼泪簌簌地流下来。我望着他那被病折磨得消瘦的脸颊，激动地只说了一声：‘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这时，我的女儿晓明走过去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恩来同志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周恩来严肃地站在贺龙的骨灰盒面前，连续向贺龙鞠了七个躬。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为贺龙致悼词。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听着这深情的话，我抬起泪眼，望着贺龙的遗像，在心底里默默地说：‘贺龙，总理了解你。’”

薛明：《情深似海》，原载《我眼中的周恩来》第310—31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

“周总理患病期间，‘四人帮’是极力阻挠总理的老战友、老同志去看望他的。”

·朱敏·

“‘四人帮’迫害周总理的反革命行径由来已久。从提出所谓‘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到大反几位副总理；从所谓‘揪党内的大儒’，到四届人大前后的‘组阁’活动；从周总理患病期间的治疗，到总理逝世后的治丧，贯穿着一条大反周总理的反革命黑线，罪行累累，恶贯满盈。这些，同志们揭发、批判已经很多了，我只说说我们亲身感受的几件事。

“周总理患病期间，‘四人帮’是极力阻挠总理的老战友、老同志去看望他的。就连我父亲这样多年的老战友，去医院看望总理，也得经过‘四人帮’的‘批准’。他们定出许多清规戒律，实际上就是不让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同志去医院探望总理。一九七五年‘五一’节，邓妈妈来看我父亲，父亲提出要看看总理，很想念他。即使这样，也是过了两个多月，才准许他去看望总理。当时，我正巧在家，心里也特别想念总理，就要求跟着父亲一起去。我说：‘我就在旁边坐着，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不使周伯伯多费心!’我父亲回答说：‘这是中央的决定，只批准我一人去探望总理。’就这样，对于如此关怀、爱护我的好伯伯，在他临终之前，都不能见上最后一面，这真是我终生的遗憾啊!

后来，父亲因病住院了。在病中，他仍念念不忘总理的病情。妈妈问，能不能代替父亲去看望一下总理?‘四人帮’还是那句话：‘只有政治局委员才能去看。’结果被拒绝了。但反动的‘四人帮’却利用职权，轮流到总理面前搞‘车轮战’，干扰总理，迫害总理，摧残总理。是可忍，孰不可忍?!”

朱敏：《深情忆念周伯伯》，原载《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续编，第614—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10月版。

“王稼祥同志和我一直受到总理的关怀和爱护，并多次于困境中被总理解救出来。”

·朱仲丽·

“细雨绵绵的清明时节到了。打开纪念周总理的相册，凝视着他和人们亲切握手的情景，我沉浸在无限的感激和怀念之中。在漫长的革命岁月，尤其是在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害党祸国期间，王稼祥同志和我一直受到总理的关怀和爱护，并多次于困境中被总理解救出来。抚今追昔，我怎能忘记他那双巨手所给予我们的温暖和力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