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在9月30日的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公开表扬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说什么，革命的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林彪、江青一伙对红卫兵的这种‘表扬’、‘鼓励’，其实是在煽动。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就连红卫兵中一部分人，也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干?焦躁不安地寻求解答。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总理于9月1日、10日、13日，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并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评批，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至于煞他们的威风问题，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所以，我们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是这样。在谈到对待五类分子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特别要争取团结中间力量。敌人总是少数，朋友总是多数，打击面太大，就会失掉中间派的同情。不是所有地富反坏右出身的都打倒，我们要打击的是那些暗藏的反革命，现在还在搞反革命活动的，有民愤、有血债、查有证据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只要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对资产阶级，我们要批的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对一般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我们也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能动不动就搜查、抄家，即使对逃亡地主，他们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分了，到这里已经落户了，也不需要再把他们赶走，不能把一切人都赶走。要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由你们去赶，那也不一定好。如果这样做，我看就是派出所想卸包袱，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了，你们就把这些人往火车上一赶，以为就完事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不能把一切黑五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清除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改造他们。对知名人士，一定要慎重对待。宋庆龄是我们革命的长期合作者，到她家里去贴大字报就不恰当。这只是说贴大字报，若进一步超过这个范围，如打人、搜查、抄家，那就属于法律制裁问题了。十五中同学同我谈话时说，理发馆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要了。我反问他们，北京几万理发工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家子生活怎么解决呢?有的同学说留长辫子不行，但短辫子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算资产阶级思想吗?他们一下子被我问住了。在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周总理说：不能把清真寺都办成学校，都作为公共的机关。像新疆一些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改变那个习惯，需要时间，宣传是可以的，强制就不对了。针对一些人破坏公共设施、烧毁文物等，周总理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保护群众利益。有些东西国内不能用的，可以出口，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出口，非毁掉不可，其实卖出去可以换取外汇，买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嘛!

“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联络总站和下属分站立即用各种形式和办法，分别向各学校进行了传达。据9月24日统计，听传达的大、中学校的师生达数万人次。联络总站组织传达之后，下面反映很好。普遍认为周总理的报告像是一场及时雨，有的同学还说，这些问题我们都争论过，总理好像都知道一样。”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对待青少年的问题上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总理在9月10日对红卫兵讲话中，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具有朝气蓬勃的精神，但必须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究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情况和党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新事物出现，你们的好处是善于接受下来。但要从实践中检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样的精神，你们是应该有的。周总理还多次指出红卫兵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他特别强调学习任务，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

“周总理针对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特点谆谆教导说：从学校走到社会，你们已碰到很多不熟悉的事情，要想自己少犯错误，就要抓好两头。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书；另一方面要练好基本功，先进行调查研究，这就得深入群众，接触广大不熟悉的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学生，要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人民永远是我们的先生。周总理的这些话，不只讲过一次，特别是在大型的集会上多次对红卫兵反复讲这些思想。他那循循诱导，诲人不倦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

“1966年9月13日，周总理参加了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周总理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总理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周总理提到有人问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的人是不是黑帮的问题时，十分明确地说，不能那样讲。并说不应当滥用黑帮这个名词。这时，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正循循善诱地讲着话的周总理听到后，脸色骤然严峻起来。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周总理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这个明显的动作表明不同意这个口号的鲜明态度。总理这一举动震撼了大会，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立刻平静下来，全场千万双眼睛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周总理。少顷，周总理转回身来，面容依然十分严肃。一场凶涛恶浪过去了，大家长长地舒了口气，但刚才周总理威严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周总理作了较长一段讲话。他说：犯了路线错误能不能就说他不革命?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党中央曾发生过四次路线错误，即遵义会议以前，曾经胜利过，也失败过；发展过，也缩小过。周总理列举了四次路线错误的简况后说，从1924年到1935年初，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观还是革命的，但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党在那以后，还是领导人民前进的。所以，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分裂出去组织另一个党是不同的，要区别开。周总理最后更为严肃地说，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上面讲的，是我的亲身体会，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这时，会场安静肃穆，一直持续到周总理讲完散会。”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指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更多的知识分子，又有意混淆当权派与走资派、领导干部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的界限，以致‘文化大革命’初期‘黑帮’、‘黑线’被滥用，并由‘一小撮’很快扩大为‘一大批’，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曾经塞进了‘黑帮’、‘黑线’的内容，由于周总理和陶铸同志的坚决反对，并经毛主席同意后，才被删去，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在‘十六条’公布后，继续在他们控制的刊物上登载与‘十六条’相违背的文章，使用‘黑帮’、‘黑线’的叫法，诸如什么‘在林枫大红伞保护下，众多黑帮分子始终不同大家见面。’什么‘周扬——田汉黑线下的大毒瘤’等。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大讲：‘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吴文彬(厂负责人)这条黑线’，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下，‘黑帮’、‘黑线’的叫法，到处可以听到、见到，揪斗‘黑帮分子’、‘黑线人物’之风，不仅在首都，在各省市也都越刮越猛。为此，周总理在红卫兵的几次大型集会上都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告诫大家，不要滥用这个字眼，要学会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9月10日，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接见哈尔滨工大的三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当汇报到省一级的领导除潘复生外，大多挨斗戴了高帽子游了街，省委已经瘫倒不能工作，厅、局长一级干部200多人中有100多人都挨斗戴了高帽子，对这些被斗对象，有的被称为‘走资派’，有的被称为‘黑帮分子’、‘黑线人物’时，周总理打断他们的汇报说：这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同学们，要冷静地想想这个问题。周总理接着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我跟北京红卫兵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所以，主席考虑之后，在‘十六条’上没用这个话，本来草案上有‘黑帮’、‘黑线’，后来，主席考虑还是决定不用。接见结束，三派代表一致表示，回去之后，要贯彻周总理及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但是，滥用、滥揪、滥斗‘黑帮’问题，始终没有停止。不久，即发生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要揪斗‘黑帮’一事，上海市委打电话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在回话中说：‘你们不是‘黑帮’，你们还是革命的。’10月13日，在先农坛红卫兵大会上，就有人向周总理发难，问周总理是否说过这个话。周总理坚定明确地回答说：我是这样讲的，因为今天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至于工作正确与不正确，那是路线上的问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10月15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江青参加了。在提问题时，一位造反司令部的成员挑衅地说：‘上海以传达总理的讲话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为盾牌，压制革命’。周总理当即严词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但未说过他们一切都是正确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经讲过多次了。’江青一伙，在这个问题上虽不死心，但对周总理义正词严的答复，无力反驳，语塞作罢。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林彪、江青一伙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勇于针锋相对，严词驳斥；而对被他们迷惑和利用的青少年，则是耐心地教育说服。这种表面平静，实质尖锐的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日趋激烈。当时，周总理大义凛然的立场，敏锐的令人信服的宣传解释，在广大青少年、干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当时夜空中高悬的一颗北斗明星。他那忠诚、正直、不屈的光辉形象，长留在人民的心中。周总理在十年动乱中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呕心沥血，力挽危局，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所作的不懈努力将永留史册。”

雍文涛：《“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482—483、484—486、487—489、491—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这场狂风暴雨中。”

·童小鹏·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这场狂风暴雨中。”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赶到灾区。正当他在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时，突然又发生五级以上地震，房屋剧烈摇晃，泥土刷刷地往下掉。大家急切地说：‘总理，离开这里吧！’但是周恩来拒绝了。他在灾区工作了四个多小时，第二天又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慰问受灾群众。从灾区回来后，他又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外地参观访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于是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毛泽东批评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派工作组到各单位领导‘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中央的会议上，仍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他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地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直到1966年12月，周恩来还指示新华社：文字上不要用‘黑帮’、‘黑线’的提法。

“为了进一步地全面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林彪还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赞扬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号召他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动，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毛泽东的接见与林彪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起来造反的‘士气’。他们自以为肩负着保卫‘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历史重任，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奔走呼号，四处冲杀，到处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一些红卫兵失去理智，疯狂破坏，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