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料一波稍平一波又起。1966年11月初，学生要求参加省委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劝阻无效，学生冲击会场，并押我上北京，这就是济南的‘十一·三’事件。同去的有许多学生，中途在德州停下等待获准进京，第三天才到北京。接待站安排我和红卫兵住在国家经委礼堂。刚住下红卫兵即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1)要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2)要求在京游行(即游街)；(3)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总理作了明确答复：(1)10万人大会不能开；(2)游行不能搞；(3)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陶铸、谭震林同志按照总理指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会议商定在国家经委礼堂开一个‘批判反动路线大会’，陶铸、谭震林同志指示不准武斗，要谢华同志在场做监督，并明确指出，‘谭启龙同志我们了解，没有什么大问题，是个好同志’。会后有的红卫兵见了我也称起‘同志’来了。这次事件，在周总理、陶铸、谭震林等中央首长的直接干预下平息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往后的事愈演愈烈，在一片‘火烧’、‘炮轰’中，省委已不能进行正常工作。12月18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把我及省委调查组主要成员押往青岛。他们的策略是一面把我困在青岛，一面组织力量去济南夺全省大权。这样，我便在青岛一直被关到1967年2月3日。2月7日我被押回济南，向‘革命委员会’履行‘报到’手续。此后，我被关押在山东医学院的教学楼，睡了两夜的课桌。第三天晚上10点钟，杨得志司令员派人来接我，车开到军区五所，未做停留，当即换车直达飞机场。这时，来接我的军人才告诉我：‘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司令，指示把你从造反派那里接出来，负责护送到飞机场。明天早晨7点派飞机来接你。’接着安排在机场就餐、洗澡。次日晨7时，飞机准点起飞。到京后，我住进了京西宾馆九楼的套间。”

“王效禹为了把我要回山东进行批斗，耍花招欺骗周总理说，山东开了一个很好的会，地委书记、厅局长都参加了，有一部分干部能解放出来，希望叫启龙同志回去听听意见，做个检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967年4月24日下午4点多，电话听筒里传来周总理亲切而清晰的声音：‘是启龙同志吗?有个事同你商量。王效禹提出，山东省革委正召开地市委书记及厅局长会议，要求你回去参加这个会议，听取意见，亮亮相，你看怎么样，能去吧?’我立即回答总理：‘我回去没有问题，听中央决定。’总理听后说：‘那好，你去吧。有什么困难?’我略思索一会，想到回去之后，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事，心中升起渴望见总理一面的念头，于是说：‘别的没什么，只是要求走之前能约个时间见见您，哪怕五分钟也行。’总理当即回答：‘那可以，晚上12点到我家里来。’放下话筒，内心激动不安，一会儿想见到总理该谈些什么呢?得有个准备；一会儿又想起全国夺权浪潮汹涌，局面很乱，总理日理万机，要抓生产，要保护老干部，又要应付造反派无休止的纠缠，这时去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太不应该了。

“深夜12点，我准时到达周总理住处——中南海西花厅时，总理还未回来。见到邓颖超大姐略谈一会，待邓大姐去休息了，我继续等待。凌晨两点，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后回来了，看上去很累。握手问候后，总理问我的身体和年龄，我回答53岁，身体还好。总理说，‘那好啊，你还可以工作20年’。总理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原打算明年搞出个眉目，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很难说，要有长时间的精神准备。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能少花一点代价，现在看来不一定。”

“回去以后怎么办?总理交代主要是听取意见，不要随便表态，不要讲自己的成绩，先否定自己，多做些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有错误，成绩让别人讲。他举例说，有位同志做检查，摆了自己很多成绩，效果就不好。

“总理对我怎样回去也做了具体安排。他告诉我：‘我已通知王效禹，明天早上你和王效禹、杨得志同志坐同一架飞机回济南。我已交代他们回去后只准提意见、批判，不准搞武斗，不要围攻。’”

“谈着谈着，两个小时过去了，时针已指向凌晨4点，窗外天色已微微泛白。为了让总理早些休息，我赶紧告辞。总理送我到客厅门口，我请他留步。但总理却说他还要到院子里走一走。总理与我一起穿过院子，一直送我到门口。临上车前，他握着我的手又交代了一句：‘回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杨得志同志写条子。’

“总理看着我上了车。车子启动了，透过车窗还看得见总理伫立着的身影。破晓前的夜色笼罩着他的全身，使我感受到他双肩承受着的那种沉重压力。”

“两天后，我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飞回济南。

“杨得志同志因军委开会没有返济，我与王效禹同机。一下飞机，早已布置好的八辆大卡车押送我游街到南郊宾馆，下车后即逼我下跪批斗。当晚又在南郊宾馆俱乐部开批斗大会，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开完大会从会场回住处，一路拖了我几百米，不断有拳脚偷袭过来，我的肋骨被打伤。从此之后，大小会批斗天天不断，甚至三五人闯入我的房间，扭住便斗。这种行动后来被革委会的军队代表闻知，出面制止才略有收敛。

“批斗持续到5月初。由于王效禹等人忙于策划所谓‘冲击省革委会’事件，挑动派性斗争，负责我安全的同志，才设法把我转入省立第一医院休息了20几天。由于形势很乱，安全没有保证。他们商量后，与中办同志通了电话，报告了我在济南的情况。几天后，回电话说，经请示总理，同意谭启龙同志返回北京。

“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地方负责干部大约有20余人，已由京西宾馆迁至中直招待所。住在里面的老同志可以看文件、报纸，有的由子女或秘书陪伴，可以串门子，互相往来与交谈。

“我住进中直招待所不久，该住处就受到红卫兵两次冲击。一次是四川造反派‘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四川领导同志劫走。总理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一个加强连从中南海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反派交涉，令他们立即放人。另一次是武汉事件爆发后，所谓‘北航红旗’越墙冲进院内，把张体学、张平化、叶飞同志劫去批斗。当晚总理令其立即放回，并指示剩下的人转移到中南海暂住一夜。第二天我们回到中直招待所，当天夜间有车带我们在北京城里兜了几个大圈子后转移到一个秘密地点。从那时起，除了有关同志照顾我们的身体和传递信息之外，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了。与我同室住的老同志先后有王其美、程子华、黄火青同志。有一次我发烧去中南海医院看病，才知道我们的住地是南苑机场办公楼。我在南苑机场住了三个多月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康生及王、关、戚对我的问题一再升温，并向周总理施加压力，再次要我回省接受批斗。

“我回济南前，总理派人向我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不要带回去。并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禹大耍两面派，当面答应总理，回到济南，对我批斗更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不时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间饱以拳脚。我终于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平卧，只能长时间地趴着，经常呕吐黄水。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决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体斗垮’。那时大会小会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进小房间殴打，万一发生不测，造反派反咬一口说‘畏罪自杀’，就什么事都说不清了。因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向周总理报告。

“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我与大儿子见了一面，要他代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通过中办同志转交给周总理。

“这封信很快到了总理手中。总理读后，即打电话给王效禹，责问为什么打我。当王抵赖时，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又当面批评他：‘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总理具体指示杨得志同志派部队保护我，杨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对我监护。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士拿个凳子让我坐着听。由于总理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司令等军区领导坚决执行，在战士的具体保护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

“但是，王效禹仍以‘态度不好，群众通不过’为由，拒不放我回北京。同时，背地里加紧追查是谁向总理报告的。在查不清的情况下，给我扣了一顶‘诬告造反派’的大帽子。从此，我一直被关押在山东。直到1968年12月毛主席、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一次提到我之后，王效禹无法向党交代，才不得不对我解除隔离，转移到南郊宾馆，开始允许亲属探望，一直到‘九大’召开。

“回想这一段经历，如果不是周总理出面制止并指示杨司令派部队对我监护，武斗的事态发展下去，我能否活到现在，确实是难以预料的。在这一时期，许多同志在困难的处境下帮助我，也是令我难以忘怀的。”

谭启龙：《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关怀与保护》，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473—475、476—477、477—48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总理对人民、对国家确实忠心耿耿。‘文化大革命’中要没有总理，国家就乱了。”

·傅崇碧·

“总理对人民、对国家确实忠心耿耿。‘文化大革命’中要没有总理，国家就乱了，农业停产了，工厂停产了，国家的干部都被打倒了，没人管了，乱了。总理说，首都不能停电。当时没有煤，我们让军队从大同拉煤，保证北京的供电。但中央文革一伙就说总理不抓革命去搞生产，批总理。北京老百姓烧的煤也没有了，要做饭没有燃料不行。总理说，要保证北京老百姓烧蜂窝煤，要保证吃饭。总理非常关心群众。门头沟工人都闹‘革命’造反了，工厂停产了，总理亲自找了谢富治和我，我们两个到门头沟，从警卫一师派一个团跟他们一块儿搞煤，保证北京老百姓有煤做饭，老百姓没有煤做饭吃不行啊！”

“北京乱了，红卫兵这么多，都要吃饭啊!总理说：要保证北京的粮食供应。那时北京市也瘫痪了，工业、农业统统归我们管，57个办公室。总理说：我给你批东北的粮食。东北的粮食起运以后，沈阳的造反派抢。总理就给我们出了个主意，说火车到沈阳不要停车，到其他地方加水，水站把水管好，派一个连押送粮食，把粮食运到北京来。运来的粮食有麦子啊，你不能生吃啊，要磨成面粉。面粉厂也停工了，闹革命了。总理把这些面粉厂工人找来座谈，我们也派了部队去把麦子磨成粉。总理对人民的生活非常关心，保证有饭吃，保证有煤煮饭，保证有电。总理亲自讲这个事情。

“干部问题。那时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走资派’嘛!医院的教授、老医生被说成是‘臭老九’，包括搞原子弹这些科学家都叫‘臭老九’。乱了套了。

“造反派要打倒陈毅。‘文化大革命’初，在京西宾馆开亚非作协会议。第一外语学院的学生要起来造反，要整陈毅，破坏亚非作协会议。总理亲自跟我讲，第一，不能把这个亚非作协会议搞乱了；第二，注意陈毅的安全。为了保护亚非作协会议，总理每一天都过问。会议开了三天就结束了。我们派了两个团，在京西宾馆门口围了三道防线，造反派两次来冲，都被挡回去了。我们给他们做工作，说这样搞不好。总理表扬我们做得好。

“亚非作协会议结束后，陈毅成了造反派的主要斗争对象。外交部长嘛!陈毅从京西宾馆回来，要回中南海。造反派看到陈毅的车来了，一下子就围上去了。在中南海邮电局东南面有我们一个连驻在那里。陈毅是个军人啊，他是老帅，有经验，立即下了车，跑到邮电局那儿我们驻的一个连里面去了。然后打电话告诉我。

“造反派一看车里面没有陈毅，到处找，哪儿也找不到。我打电话报告总理，总理说：你赶快去。我让陈毅坐我的车，把他送到中南海。我报告了总理，总理说，好。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参加造反派批判陈毅的大会。有总理，还有谢富治和我，我们三个人参加了，在外交部大楼。每一次批判陈毅的会，总理几乎都参加，并亲自布置保护措施。他对我说：你要搞一辆车放在外交部后门那个地方，万一他们冲，挡不住，你就把老帅拉上车带走，拉到人民大会堂也可以，拉到中南海也可以。

“我们组织了七八个战士，身体好的，健壮的，有力量的会拳术的，要挡啊，保护陈老总。外面也有部队。

“会议开始后，有些人起来就想冲。我向总理请示，总理发火了。我把陈老总拉到后面，坐上车就到中南海去了。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开批判陈毅的大会。陈老总先去了，我在总理那儿谈问题。出来后我去找陈老总。陈老总说，今天开我的斗争大会，我请吃饭，我们吃回锅肉，吃好一点，准备斗争。我就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批斗会完了你也来吃饭。陈老总当时讲：我在京西宾馆的检讨是违心的。我这个人犯过错误，但说我反毛主席，我不承认。过去他们把毛主席搞下去了，我把毛主席接回来了。我说，陈老总，这个话你不能讲。当时谢富治也在那。我说，过去肃反有对象，现在这些革命了几十年的老同志都打倒，我也搞糊涂了。以后，我听说谢富治把这个话告诉了江青。所以江青也是恨我了。

“那天吃完饭以后就开批斗大会，批陈老总。陈老总他不怕，说：你们斗争我，毛主席都说我陈毅是个好同志，不信你们问总理。总理说：是这样的。造反派听了这话，就起来冲，我们的战士有五六排，都是身体好的，在前面挡，四人一排，手挽手，不让他们冲上来。但最后他们还是冲，往上爬。总理火了，站起来说，你们不听我的，要抓，抓我，打倒我，会议不开了。说完，总理就走了。我们的战士也把陈毅保护走了。所以保护陈毅，总理想了很多的方法。

“总理对彭真也是想方设法保护。彭真也是个挨整的对象。总理说：你们要注意保护彭真。原来彭真的警卫是一个班，总理指示后，给他一个加强班，就加强了十多个人。那时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拿着枪没有子弹，不能开枪。一次造反派来了七八十个，来了以后，一下子把我们这个加强班围起来了，把电线铰了，电话不能通，把我们战士都围着了，把彭真抢走了。有个战士来报告，我就给总理打电话，说彭真被抓走了，把事情的经过讲了。总理很着急，说赶紧找这些造反派。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抓人。

“我找到聂元梓、王大宾这些人，组织这些人谈，追查彭真被弄到哪里去了；总理和我们连着两个晚上找这些造反派谈，我衣服都被烟头烧了个窟窿，几晚上没睡觉。后来，戏剧学院的学生说出了彭真被抓后关押的地方。我们跟造反派讲好了，把彭真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保护起来，监护起来了。造反派要批斗彭真，必须经总理批准以后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