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不能低估‘四人帮’的影响。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的罪行是痛恨的。这表现在‘四人帮’横行、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去世时，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反抗‘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原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34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

·邓小平·

“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我们提出要搞建设，搞改革，争取比较快的发展。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

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原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

·陈云·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那时候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先要念语录。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同志制止住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正像叶剑英同志在一九七七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一九七五年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叶剑英同志对我讲过，那时像他那样的党中央副主席也见不到毛主席。去年十二月十日我曾问过华国锋同志，你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他说，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连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主席，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

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原载《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2—24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

“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叶剑英·

“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一开始就引起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抵制。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的阴谋日益暴露，愈来愈多的人识破了他们的面目，同他们展开了规模愈来愈大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先是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随后又对‘四人帮’进行了多次的批评和斗争。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后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时是出了大力的。)同他们站在一起并作为他们的强大后盾的，是全国的人民群众、广大的党员、干部以及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前后北京天安门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的革命群众运动，为最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原载《叶剑英选集》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

“在十年动乱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

·李先念·

“恩来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同党内党外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感情。尤其在十年动乱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如同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减少政治损失，维持经济生活，保护广大干部，支持正义群众，改善对外关系，等等。恩来同志这种为人民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以至在国际人士中，树立了忠诚、亲切、勤奋、坚毅、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数以亿计的人痛哭失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连续几天自发出现前所未有的悼念人潮。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首都百万以上的青年和老幼妇孺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几个小时，向他们最敬爱的人的灵车最后告别。有这么多的人民群众，自动走向街头，以最深沉的悲痛，来悼念一位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是没有先例的。这不禁使我想到，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才是远比钢铁还坚固的基座。有无这样的基座，确实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

“周恩来同志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几十年中，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有时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专心一意，日夜操劳。许多同志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城市人民不断粮，他时常要为分配、调运、贮存粮食而工作到凌晨。他亲自计算粮食库存和调进、调出的数量，亲自给省市的领导人打电话，不得到妥善处理就不休息。我们常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样才是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同志是一个榜样。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恩来同志工作更辛苦，往往夜以继日，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甚至连半个小时的休息也得不到。他后来得了重病，是同操劳过度和精神受压抑分不开的。即使在重病期间，他仍念念不忘国家兴旺，人民利益，干部健康等大事，用各种形式抵制‘四人帮’的破坏阴谋。恩来同志要求自己当天要办的事必须当天办完，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他时刻对工作倾注全部心力，是因为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人民群众具有高度的热爱。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

“林则徐有一副自勉的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用在周恩来同志身上，虽不完全，但可以代表他的主要特点。恩来同志确实胸如海洋，容量极大；他坚持原则立场，则如千仞高山。而所以能如此，因为他胸中没有私心，只有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只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李先念：《同人民一起纪念周恩来同志》，原载《李先念文选》第492、495—496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

“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

·杨尚昆·

“恩来同志一生经历了无数政治风浪，处理过许多复杂事件，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当我们党处于重大事件的历史关头时，他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化险为夷，以必要的让步换取大局的重新稳定；当党内意见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时，他努力维护党的团结，求同存异，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避免党内出现分裂；当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导致全局性灾难时，他权衡轻重，相忍为党，置个人的毁誉得失于度外，利用手中还保持的权力，相机挽回损失。寓刚于柔，融韧于忍，柔在外，刚藏内，勇于所当勇，退于所当退，这正是恩来同志大智大勇的品质修养。”

“恩来同志曾多次讲过，他天性富于调和。在我看来，他所说的调和是个好字眼，绝不是那种无原则的‘和稀泥’。在党内斗争中，有时就需要善于调解矛盾，精心维护团结。过去，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一讲调和、折中，似乎都带有贬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世间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也有非对抗性的。党内矛盾主要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大多表现为意见不同、认识分歧，对这样的问题，完全应当采取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恩来同志对待和处理党内矛盾，从不整人，不以势压人，因势利导，求同存异，必要时采取折中方案，适当妥协，使矛盾得到化解，为维护党的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5年11月19日，在中央已决定调我到广东省委工作后，我去恩来同志办公室告别。这以前，得到毛泽东同志支持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在中央和地方引起了许多猜测和不安，不知道又要搞什么运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这种紧张气氛下，我曾激动地对恩来同志说：‘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当时，他两眼一直盯着我，默默无语，然后才严肃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看来，他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今后要面对的将是一种怎样的艰难局面。我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来到了。”

“恩来同志被动地卷入这场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后果的深重灾难之中。在那个大动乱的年代里，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巧妙周旋，躲过一次又一次明枪暗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系党和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人士。‘文革’初期，恩来同志因势利导，力图把无政府思潮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九·一三’事件后，他抓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有利时机，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解放大批党内外干部，促成小平同志复出。他提出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的几项措施，避免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他协助毛主席一起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抱病前往长沙，同毛泽东同志商定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挫败了‘四人帮’组阁阴谋。他告诫叶剑英同志：‘要注意斗争方式，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他在四届人大会议上，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等等、等等……”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的一场长时期的、全局性的内乱。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无论哪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无法站出来公开反对。当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个个被打倒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就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恩来同志，视他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恩来同志几乎处在孤立无援的逆境中，他必须首先保住手中那部分被觊觎的权力，只有保住自己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地位，才能实现他所要做的事情。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甚至说过错话，办过错事，都是可以理解的。陈云同志曾经说过：‘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指责恩来同志当时的所作所为呢?!毕竟，历史留给他回旋的余地太小了。而在这样有限的时空中，他献出了全部的心血、智慧和忠诚。小平同志说：‘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这句话充分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面对恩来同志这一巨大历史功绩的心情。

“十年浩劫，一场噩梦。我们历尽磨难，终究幸存下来，而恩来同志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堪以告慰的是，恩来同志在‘文革’中千方百计地保护下来的一大批战友和同志，继承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未竟事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杨尚昆：《相识相知五十年》，原载《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第42、43—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

“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薄一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继续革命嘛。’十二年来，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江青等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刘澜涛同志，西北局请示周总理办公室，得到电话回答说，总理正起草回电，送毛主席看后即发；当晚得到总理回电：刘澜涛同志出狱一事，中央是知道的。当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同志被作为叛徒揪斗一事，电话请示周总理时，总理亲自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周总理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问题的。”

“‘文化大革命’中，当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党的老干部时，周总理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予以保护。我在被‘监护’期间，因长期遭受折磨，身体十分衰弱。这时，周总理指示，把我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使我得以逐渐恢复健康。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呢!可是，周总理却因积劳和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与我们永别了!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竟无法再见到他一面，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憾事，也是最大的痛苦。”

薄一波：《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原载《领袖·元帅·战友》第72—7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