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发生于1970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9月初，周总理指示国家计委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送到庐山供中央会议讨论。顾明、金熙英同志和我带着文件立即乘飞机去庐山。飞机在九江降落后，我们当晚就乘车上庐山。周总理住在庐山国际旅行社二楼。为了方便工作，总理要中央办公厅安排我们住在国际旅行社三楼，以便随时召见我们。我们到达庐山时，正逢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阴谋反党事发，周总理夜以继日地分别找几个主要有关人员谈话，做思想工作，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警卫人员为了在周总理休息时，不让别人去惊动他，在楼梯上摆上椅子。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旧惦记着‘四五’计划纲要。有一天晚上，总理开完政治局会议，已是午夜12点了，他脸上虽然满是倦容，但还专门听了我们几个人关于‘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情况的汇报，并作了指示，要我们作进一步修改。在这次中央会议上，‘四五’计划纲要虽然作为参考文件印发，但党中央原定讨论‘四五’计划纲要的安排被打乱了，没有在会上进行正式讨论。

“第二件事发生于1971年‘九·一三’前夜。9月12日晚7时，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灯火通明，玻璃窗都紧闭着，并拉上深色的帷幕，靠广场方向朝东的窗户旁边放着长形会议桌，上面铺着白色的桌布。周总理背朝广场方向，正在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红卫兵正在紧张地列队操练，准备参加国庆游行，高音喇叭播放的进行曲隐约可闻。国家计委的顾明、段云同志和我列席了这次会议。夜间11点左右，顾明同志正在念报告中有关经济部分草稿，警卫人员请周总理去接电话。大约过了半小时总理又回到会议桌旁，继续边念边议，12点左右警卫人员又请周总理出去接电话，会议就停了下来。大约在13日凌晨一点钟，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声一下停下来了，人群开始疏散，喧哗的广场突然万籁俱寂。两点左右，总理通知我们几个列席会议的同志散会。我当时意识到出了一件紧急的重大事件，回到家中彻夜难眠。后来，我才知道是林彪叛逃。周总理接到电话报告后，就亲自在大会堂指挥和部署，以防止发生突然事件。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一伙的破坏，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拟工作就被搁置起来了，一直到1975年，四届人大才召开。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的动乱年代里，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一方面要同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作斗争，保护老干部，一方面想尽各种办法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维持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尽最大努力减少经济损失。他白天要处理‘文革’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晚上还常常拖着疲惫的身躯处理有关经济事务。我们看到周总理一天天消瘦下去，真为他的健康担忧。1972年周总理患癌症以后，仍一直坚持工作，继续关心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75年初，周总理在重病中向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他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中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再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报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志气。对于周总理这种胸怀祖国，毕生勤奋，忘我工作的精神，我们深受感动。”

陈先：《周总理组织和审议“二五”至“四五”计划》，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170—1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文化大革命’扰乱了周总理的工作部署和经中央批准的新技术引进规划。”

·柴树藩·

“‘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周总理的工作部署和经中央批准的新技术引进规划。林彪、‘四人帮’煽动起极左思潮，批判所谓‘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和卖国主义’，把矛头指向新技术引进，指向周总理。周总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维持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保持着对外贸易不致完全中断，以维护我国的对外信誉。新技术引进，在周总理面前，暂时只能迫不得已地摆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在社会大动乱中，新技术引进工作停顿了。

“作为‘卖国主义’典型被大肆批判的一个项目，是1966年我国与瑞士苏尔寿公司签订的船用柴油机制造技术转让合同。这是我国与西方签订的第一个技术贸易合同。合同条款是国际上最普通的一种技术转让方法。在‘四人帮’煽动下，上海有些人起来发难，说这个合同是出卖国家机密，出卖社会主义企业，是一个‘卖国主义’的合同。并在报纸上宣传，上海已经自行设计和制造出8800马力的船用柴油机，再引进外国技术是扼杀我国的科技事业和造机工业。1967—1968年在北京开过多次批判大会，批斗迫害科委、交通部、六机部的领导干部。鉴于合同实在无法执行下去，周总理只好通知外贸部门和瑞方商量，暂时中止合同的执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几年之后，六机部为了发展我国造船业，于1978年又报请李先念同志批准，恢复了与苏尔寿公司的合同。此外，还引进了丹麦、西德、法国、日本等国的柴油机制造技术，使我国船用柴油机制造业迅速改变了面貌，跟上了世界的发展。

“1966到1971年我国技术引进工作被迫中断了。新项目的谈判考察完全停了下来，正在施工的项目或是完全停工，或是停停打打勉强维持着施工。按合同在中国兰州、太原等地工作的外国专家在‘文革’的炮火中纷纷离开中国。这几年，恰恰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几年，日本、西欧国家和亚洲‘四小龙’正是借这个时机取得了最快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我国却丧失了时机，在经济上、技术上同世界的差距越来越拉大了。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头五年是技术引进停顿时期，那么从1972年到周总理病重逝世是技术引进重新恢复，而又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艰难前进的时期。

“1971年9月林彪叛逃，毛主席指定由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总理在处理一批迫切的军事、政治、外交问题之外，还趁机恢复了一大批靠边站的老干部的工作职务。在国际上，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美国、日本和西方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2年2月，周总理取得毛主席的同意，批准了国家计委经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精心研究的关于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报告。报告建议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西方国家进口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即石油化工厂）和1套17米轧机等重大成套设备，共需外汇43亿美元，所以称为‘43方案’。这个方案的执行，一般说是顺利的，振奋人心的。对外考察、询价、谈判活动逐步展开。我就是在1972年4月由总理指名从干校调到外贸部参加‘43方案’工作的。

“‘43方案’的项目，自1973年以后陆续签约、执行。此外，这个时期总理还批准了从英国引进斯贝飞机发动机制造技术。他乘尼克松访华的时机，从美国引进了我国急需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还购买了一批美国大型客机。在李先念同志倡议下，周总理还批准了交通部利用香港周转外汇购买外国二手船，几年之内形成了一个几百万载重吨的强大远洋船队。所有这些对外活动，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

“1972年开始的技术引进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势头，到1973年底发生了逆转。周总理得了重病，他心力交瘁，强力支撑。林彪集团反革命阴谋的败露对‘四人帮’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他们曾一度暂时退缩，盘算着怎么洗刷自己，可这时他们又重新集结力量，进行反扑了。‘四人帮’发动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江青炮制的所谓‘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等等，掀起了批判所谓‘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和卖国主义’的新浪潮。一切技术引进和外贸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下去，有的只能勉强维持门面。

“尽管1972年以后的国际环境十分有利，使我国具备了大规模引进技术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外部条件，但是国内‘左’的思潮甚嚣尘上，加上‘四人帮’的破坏捣乱和无理取闹，所以1974年以后，周总理的工作处境更加困难。我国的国民经济步履艰难、进展迟缓，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个时期我国同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

“得知周总理病重的消息，人们无不心情沉重。我最后一次看见周总理是在1974年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入口时，会场内一阵激动。周总理登台致辞了，在场的人，包括许多外宾都拼命鼓掌、欢呼，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虽然周总理的面貌消瘦了一些，但他那简洁的语言、潇洒的风度、铿锵的声音、有力的手势，完全是原来的样子。这使大家的心里燃起了希望：周总理的健康恢复了，不久他将出来领导我们的工作了。我们多么需要周总理啊！可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时候周总理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他是忍着巨大的病痛，以非凡的毅力来出席这次招待会，见同志们一面的。”

柴树藩：《周恩来与新技术引进》，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202—2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总理的指示是不可能得到贯彻的。但是，周总理关于要发展基础科学与基础研究的指示在科学院还是起了作用的。”

·钱学森·

“自‘文革’开始后，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科学技术受到严重的摧残，基础科学受害更甚。在1971年，周总理又指示中国科学院，要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

“1972年夏，以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为副团长，有27位成员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所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回国访问，其中有好几位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他们在北京访问了几所大学和科学院的研究所，认为我国对基础科学的教学与研究都不够重视，甚至有人认为，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的工作，只相当于美国工业学院电机系的一个实验室。周总理于7月1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周总理事先已了解到他们的意见，并在几天之前毛主席接见杨振宁时，也讲到了要重视基础科学。周总理在当晚的接见中，又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对我说：‘钱博士，你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周总理的指示，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返回北大后，向当时的校领导——工宣队做了汇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总理的指示是不可能得到贯彻的。但是，周总理关于要发展基础科学与基础研究的指示在科学院还是起了作用的。科学院今天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就是从那时开始逐步建成的。

“1972年10月6日，我在《光明日报》上头版二条发表了一篇关于综合大学理科教学改革的文章。‘四人帮’以为那是周总理要我写的，所以在上海组织人马对文章进行批判，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他们不知道此文是《人民日报》要我写的。”

《访钱学森——周总理领导我们搞“两弹”》，原载《话说周恩来》第159—1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钱学森同志带领专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全力以赴攻关，很快就出了大成果……”

·杨国宇·

“一说到总理，我就心情激动。我到国务院七机部工作以来，经常直接听取总理的指示。他那宽广的胸怀，乐观的情绪，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我们。那时候，我们经常遇到不顺心的事，重重干扰弄得我们难以开展工作，但总理许多指示的话外音我听懂了，我因此受到了鼓舞，工作起来也有了劲头。所以，当叶帅说明天总理来，并问我做好准备没有，我高兴得连声说：‘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叶帅问：‘总理为什么选在明天来，你知道么?’

“我摇了摇头。

“叶帅说：‘明天是‘九·一三’，是林彪叛逃摔死一周年的日子。巧么?无巧不成书嘛。总理选这个日子，就是针对林彪来的呀!’

“叶帅继续说：‘总理来了不讲话不好！这样大的事，这么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么隆重的视察，没有一个人讲话，这不好!讲讲也是对你们的鼓励嘛!’

“我说：‘总理怕下面为难，有言在先，一切从简。怕不好办呀！’

“叶帅笑了：‘我来给你参谋参谋，明天一定要想法请总理讲话。’他把我引到车间的一条道轨旁，用手指着说：‘视察不是从运载火箭开始的么?这样吧，当视察快要结束时，你迅速把车间里所有穿白工作服的同志集合在这里坐下，等总理过来，你们就鼓掌，请他讲。他会讲的。’

“我扭过头把叶帅的这个主意和部里其他领导同志讲，大家都说是条妙计。我们在车间里鼓掌，又不是到大门外欢送，算不上违反总理的‘六不’规定。

“这时，叶帅又对我说：‘这事就放在你身上，一定要完成！’

“我说：叶帅是不是对我们讲几句?

“叶帅说：‘我就不讲了，就只给你们丢下一句——这个东西要早点儿搞出来，国家需要它早去放哨！’叶帅说罢即上车，此时已过下午六时。

“这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思潮起伏，难以平静。几年来，国防科研单位深受内乱外扰之苦。辛辛苦苦工作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轻则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不给提供最起码的科研条件，不许工作；重则被打成‘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送进牛棚‘改造’，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年事已高的周总理、朱老总、叶帅等老前辈亲临视察，是用无声的语言宣告：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必须受到党和国家的保护，国防尖端战略武器的研制必须排除种种干扰搞上去。

“那时，我亲眼见到日日夜夜奋战在国防科研第一线的广大科技人员，蒙受着不白之冤，默默无闻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关。我也亲眼见到周总理等革命老前辈是怎样倍加保护他们的。当‘打、砸、抢、抄、抓’之风在社会上流行时，总理严令禁止。有人又玩弄文字游戏，把它改成‘揪斗’，总理严肃批评说：‘揪斗也是犯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