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春天，在中联部党委会议上，稼祥同志与几个党委成员商得一致，对我党的外事工作，向中央提出了四点建议。这本是符合党的原则的正常事情，却被那个‘理论权威’硬诬作‘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为此，稼祥同志深受其难，致使旧病复发，又患肝炎，只好在家休养，心情很不好。一次，我去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晚会。在晚会将要开始的时候，敬爱的周总理英姿勃勃地走了进来。他紧握着我的手，非常关切地问：‘稼祥同志身体好些吗?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看他。你代我问一问。’总理的双手和话语，使我如沐春光，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光明。几天之后，敬爱的周总理果然亲自来家里探望稼祥同志。这一天，周总理和稼祥同志长谈六个多小时。总理向稼祥同志详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总理说：‘你功大于过。在宁都会议时期就站在毛主席一边，遵义会议你出了很大的力，说服了同志们，使这次会议获得圆满成功。毛主席说，你对外事工作有意见是应该提的，而且是对一个时期中一个问题的看法。党内要有民主嘛!’这些话给了稼祥同志极大的宽慰。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和那个‘理论权威’已伸出魔爪，企图遮盖天日的时候。总理无私无畏，主持正义，与毛主席一样，光明普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个‘理论权威’成了‘四人帮’的顾问，再次向稼祥同志下毒手。他们嫌‘三和一少’帽子还不够大，又升级为‘三降一灭’，攻击稼祥同志是中联部的定时炸弹，并株连一大片。幸运的是，当时总理还能亲自过问中联部的工作，在他的关怀和保护下，我们暂且尚可平安度日。有几次那个顾问授意一些人揪斗稼祥同志，都被总理立即制止了。在那天空乌云滚滚的时候，周总理挺身而出，向中联部的领导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王稼祥同志是有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当时，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同志向中联部同志传达了这些指示，‘四人帮’那个顾问竟把伍修权同志打成‘王稼祥的黑干将’，还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惨遭关押八年。中联部一大批老干部，也都遭到种种打击、迫害，蒙受不白之冤。事情还不止于此，那个顾问，又施种种诡计，终于从周总理手中抢走了中联部的领导权。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此人就企图插手中联部，曾多次向稼祥同志索取有关外事方面的机密文件，都被稼祥同志顶了回去。稼祥同志说：‘党有党纪。不该他看的机密文件，就是不给；给了，是我失职!’稼祥同志这样坚持党的原则，曾得到总理的支持。而那个‘顾问’对此恨之入骨。此时，这个顾问插手中联部的运动，竟对毛主席的指示置若罔闻，与总理背道而驰，又搞起‘残酷斗争’那一套。稼祥同志由于失去总理的直接关怀，顿时遭到说不完的人身攻击，数不清的各种折磨：大小会斗、坐‘飞机’、挂牌子、游街、谩骂、禁闭、下放。

“在林彪炮制的‘一号命令’发出后；我们又被赶出北京，流落到河南信阳。周总理知道这里气候炎热多雨，并考虑到我们居住饮食条件都很差，就特地派人从徐州给我们送来一个澡盆，并指示信阳地委，让稼祥同志安心休养。一九七○年冬，稼祥同志在信阳患急性肺炎，生命垂危。一位同情我们的女医生，提出应当赶快把稼祥同志送回北京抢救。她不怕受牵连，冒着很大的风险，说服了信阳地委的同志，给毛主席、周总理发出电报。敬爱的周总理看到这份电报后，立即批准稼祥同志回京。病重的稼祥，听到这个消息，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他深知又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把他从病危中挽救过来。

“仅仅六个小时后，我们就从河南信阳到了首都的北京医院。我守护着病危的稼祥同志，昏昏沉沉如在梦中。经过这样的动乱，难以置信我们真的重又回到北京。我胸中对总理的感激之情无以复加，千丝万缕的思绪在我内心激荡，不禁又回忆起一九六七年那次稼祥病危时的情景。那一次，总理得知后，立即派身边工作人员杨德中同志赶到医院的急诊室。杨德中同志对我说，‘仲丽同志，总理太忙，一时来不了，他让我转达他对你们的问候。总理叫我向医院传达他的指示，要千方百计救活稼祥同志。’接着，杨德中同志又向医务人员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全力抢救，只能活，不能死!’这样，医务人员才解除了因抢救一个‘修正主义分子’而受牵连的顾虑，进行了认真的治疗。在当时那种恐怖的气氛中，总理自己也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但他仍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倾尽全力地保护老同志。他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一九七一年以后，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指示让稼祥同志站出来工作，总理还曾当面告诉稼祥，让他组建一个中央外事班子，研究外事政策。但由于‘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的蛮横反对，可怜的稼祥同志一直被闲置一旁。

“一九七四年初，万恶的‘四人帮’在批林批孔时搞‘三箭齐发’，这一帮反革命小丑，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在《北京日报》上批判所谓‘三和一少’，公开反总理和攻击稼祥同志。一月二十四日，稼祥同志看到《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御用文人炮制的攻击文章，他心情异常沉重。这天夜里，又接到通知，让第二天去参加什么批林批孔的大会，还要自带粮票云云。稼祥同志感到‘四人帮’在向党发难了，党和国家又将祸事临头。整整一夜，稼祥同志不能入睡，他辗转反侧，忧心忡忡，痛苦万分。他深沉地对我说，‘仲丽，我相信，这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政策。有人在捣蛋，要整总理。可耻!你要坚定地跟主席，跟总理!千万要记住啊!’谁知这一席话竟成了稼祥同志与我的诀别之词!凌晨，突然发生了不祥之兆，稼祥同志心脏病暴发，抢救不及，终于饮恨而去。他急于为党工作的心愿至死未能实现。

“我在经受了长期的折磨后，又遭到这样的不幸，精神上真是难以支撑下去。在稼祥同志追悼会那天，我如碎的心中堆满了愁云，悲痛的泪珠止不住地往下滚。当我在泪水模糊中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等缓步走进大厅，就像望到了最亲的亲人。当时，总理正遭‘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的突然袭击，被肆意影射、攻击，但他光明磊落，仍在为人民日夜操劳。我只见他两鬃白发如银，又哪知他已身患不治之症，忍着病魔的侵袭，抱病前来安慰我呢!总理大步走到我的面前，接连遭到政治迫害的我，望着总理深邃的目光，紧握总理温暖的巨手，恨不能倒在总理宽大的胸怀中大哭一场，向他倾诉我心中的痛苦，总理面带悲容，双手有力地紧握着我，恳切地连声说：‘真没料想到，真没料想到。你要保重!保重!’我感到一股热流在全身奔腾。敬爱的周总理是稼祥同志和我的兄长、良师，他的恩情，将永远铭记我的心田。但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与总理最后的一次握手。”

朱仲丽：《紧握周总理温暖的巨手：忆周总理对王稼祥同志的关怀》，原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三，第84—87、91—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为人民的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它就是周恩来精神!”

·王定国·

“三月五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诞辰。我们的好总理，您是人民的亲人，是我们干部的亲人。我能幸运地生存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不是多亏总理您的保护吗?

“林彪、‘四人帮’伙同他们那个‘总顾问’，干尽了坏事，害苦了忠良，有多少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在他们手中重者冤死，轻者致残。一九六九年二月六日的一次会议中间，我被宣布为‘叛徒’，关进私设的‘监四号’囚牢里，既不能打电话通知家里，也不准家里人来看望，从此便与世隔绝了!

“四十二天后的傍晚，突然把我放了出来，并宣布了三条戒律：第一，每天八点钟来‘上班’，晚上再回去；第二，不准与任何人接触；第三，不准把审讯内容告诉别人，也不准告诉谢老(觉哉)。于是，我便怀着这三块千斤大石，背着随身行李，穿街过巷，往家走着，沉思着……

“当我走进家门的那一刹那，眼前模糊不清了。昏暗中，只见谢老躺在长沙发上呻吟……房间里，一个人显得那么孤单、寂寞和凄惨!我扑到谢老跟前，用力扶起他那瘫痪的身体，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我——回——来——啦……’谢老咬着颤抖的嘴唇想说什么，然而眼泪已经哽住了本来就难发出声音的喉咙……

“谢老的面容，那么消瘦、苍白，我几乎不敢认了!一九六三年谢老因病引起半身瘫痪，经长期治疗之后，已有好转。在我被关之前，他还能扶着别人在院子里散步，而现在却连站也站不起来了!——我强抑着满胸的辛酸，想立即解开这出狱的疑团，我便用力向谢老耳边喊着：‘——我到底是怎么释放的啊?!——是——谁……’我的气力用尽了，声音嘶哑了……

“此时，我的手突然触摸到谢老身下的沙发，想起了这里面的‘秘密’……我向沙发的四边摸着，好像还是我亲手装订的原样。谢老会意地点了点头：‘在——在……’此刻，我从他那痛苦的表情中所流露出来的一丝微笑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就在谢老日夜躺在上面守护着的这个长沙发里，藏着一批珍贵的东西，这就是我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一堆纸本，它有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也有延安时期自造的白麻纸；它记载有毛主席的话语，周总理的嘱咐，还有老一辈革命家的言论与行踪，——这就是谢老自一九一九年以来所写的几十本日记!

“为了免于被抄走，我想再次转移。正在忙乱中，电话铃响了!……我颤抖着不敢去接，但也只得强作镇静地拿起话筒：‘你是哪里?’‘你们谁在家?’我不敢回答，但又只得硬着头皮说：‘我——我——是……’‘王定国回来没有?’‘啊——’我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我的眼泪和我的微弱的声音一起落进送话器：‘总理啊!是您……我——回——来——啦……’我的咽喉里，一个字也再发不出来了!‘谢老的病情怎么样?——你要在心照顾……’总理的声音，也变得沉重而缓慢了!我久久不想放下话筒，好像还有听不尽的声音……

“刚才的电话和我的突然被释放回家，使谢老增添了活下去的力量，也使我变得更为坚强……然而，这个突然被释放的疑团却还没有解开。

“原来，我被监禁的期间，有一天下午，谢老一个人坐在我的房间里的沙发上，默默不语地低着头。

“跟随谢老几十年的警卫秘书高世文同志，不知道沙发里藏有本子，怕加重病情，劝谢老说：‘这个屋子好久不住人了，太凉了，——王定国同志——又——不——在……’‘正因为王定国不在，我才要坐在这里……’谢老的答话，使得这间屋子里的气氛更加沉重……

“我被关起一个多月了!谢老除了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也没有人照顾了，炊事员也撤走了，不能按时吃饭，即便送来一点也吃不到嘴里，又没有合适人给他喂，就连喝水也困难……

“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了!这天，谢老咬着牙，拼着命，艰难地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又怕别人送信会出事，他自己拖着半瘫痪的身子，亲自将信送到中南海收发室。

“三天后，那些人被迫将我释放了!谢老流着眼泪，最后对我说：‘……要不是总理呵，——你——你永远也见——见不到我了!——我不行了……’

“总理啊，总理!是您把我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又是您亲自打电话问我回来没有……是您救了我，救了谢老啊!也因为这些，谢老才多活了两年零三个月啊!”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谢老突然病危。侯春怀同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立即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周总理虽立即亲自打电话给侯春怀同志，要他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谢老脱险!但由于谢老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太重了，任何抢救措施都是无效的。第二天，即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谢老与世长辞了!

“对于死人，他们也是不肯轻饶的。这是林彪、‘四人帮’的‘帮法’!他们先是封锁消息，继而阻拦吊唁，还不准向遗体告别，不准开追悼会，不准送花圈……说这些都是‘四旧’!

“然而，战友的情谊是封锁不住的，同志的感怀也是阻拦不了的!自发前来吊唁和告别的人流，涌满了北京医院的后院。董老知道了，也从病床上爬起来，拿起一支大笔，墨泪俱下地写了一副挽词：‘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董老来到谢老遗体跟前，看着挂满冰珠的遗容，一串串热泪，滴落到谢老遗体的冰珠上，融化在一起……董老亲自将挽词放在遗体上。

“噩耗传到周总理那里了!总理毫不犹豫地取消了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总顾问的无理禁令，明确、坚定地下达指示说：要写悼词，要发消息，要登照片!

“总理的语言，像寒冬的暖流一般，送进了北京医院，传到同志们的心间，使冰珠满面的谢老，也感到亲切、温暖……

“丧事完毕了，周总理还惦着眷属。我们家里连电话都不给装了，冬天也没有煤取暖……总理知道了这般情景，便嘱邓大姐打电话托朱端绶同志转告我说，总理已经要有关的同志作了安排……

“总理啊，人民的好总理!您对每一个角落的人民，您对多年相随的老战友，您对没有一个是您亲生的亿万下一代，总是那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而对于您自己，却那么淡泊，那么不以为意，以至完全忘却，为人民的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不禁要问：在我们的生活里，什么是最高尚、最纯洁的?难道我们不可以大声呼喊：它就是周恩来精神?是的，它就是周恩来精神!”

王定国：《人类最高尚的灵魂：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原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三，第74—77、81—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个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张颖·

“周总理的秘书让我去西花厅。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又要抓住最重要的事情，向周总理汇报得全面些。我知道这样的时间是周总理挤出来的，不可能长。当我走进西花厅时，周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见我进来才把花镜拿下来。

“他先问我：‘你们回来好多天了吧?我没时间找你问问情况。你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先说说吧。’

“这一来我倒抓瞎了，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说：‘如果要简单，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60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

“‘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今天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他说完朝客厅那边喊邓大姐，我随即走进那客厅。

“邓大姐见是我，就问道：‘你们从广州回来了，想必又是那位维特克女士的事吧。你慢慢说，我来听，恩来太忙了，但江青的事，他还得管。没办法啊。’

“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三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也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