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遗体要从北京医院送往八宝山火化。头一天晚上，我跟秦基伟说，去沿途看一看。看到沿街的两边，老百姓都把地铺满了，深夜在那痛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总理的丰功伟绩。总理为党、为人民、为革命，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生真正是两袖清风，无私贡献，是全党学习的榜样，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所以现在，一讲起总理，老百姓总是非常怀念的。我讲，这个‘文化大革命’，假使没有总理，国家就乱了，经济也就崩溃了，农业什么都完了。所以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是个好总理。”

《访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原载《话说周总理》第405—413、419—4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周总理对干部的保护是尽了极大力量的，可是他说的话也常常算不了数呀！”

·段君毅·

“在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对干部的关心、爱护和保护所操的心血更多了。”

“1966年底和1967年初，在北京以及在全国都掀起了揪斗‘走资派’的浪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同志也没能幸免。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同志就是在揪斗‘走资派’时被迫害死的。

“有关张霖之同志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他当时从哈尔滨坐飞机返回北京。造反派得到了消息后就派人到机场等着抓他。那天沈阳正好下了一场大雪，积雪一尺多深，飞机到沈阳后再也无法起飞了。他改乘火车回北京，但他已无家可归，于是就到我家去休息。几小时以后，我们都到京西宾馆住下。但不久，张霖之同志还是被造反派抓走，叫造反派给打死了，死得很惨。明明是造反派打死的，但造反派却诬称他是自杀的。他被拖去火化时，上身连件衣服都没有穿，下身只穿了一条短裤，满身都是血。

“周总理对张霖之同志的死感到非常痛心，恼火透了。于是，他在国务院会议上讲了一次激昂慷慨的话，说道：我是总理，你们（指造反派）把一个部长抓去47天就没有给我报告一下。他是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下届党代会上人家问我，张霖之候补委员到哪里去了，我怎么回答呢？！周总理又问，外面还有哪个部长被抓？先念同志讲了有关部长被抓的情况。周总理说，赶快派联络员把他们接出来。”

“我就是在周总理讲话以后，由王维成同志（现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把我接到国务院的。接着，吕东、陈正人等几十位领导同志被接进去保护起来。先进去的同志听到周总理的这次讲话都十分感激，对‘四人帮’及其一伙更加气愤。

“在中南海住下后，周总理还让我们这些人有组织地参加国务院会议，参加他和造反派的谈话会。我们十分感激周总理对我们这样的关心，但是又感到周总理的处境已很困难。‘四人帮’整周总理也整得太厉害了。

“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一天晚上，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在国务院小礼堂召集造反派头头开会。会上，一些造反派头头一直顶撞，周总理一直耐心劝导，他们不但不听，反而大吵大闹，致使会议延长至深夜不能结束。这时周总理心脏突然不舒服起来，医生无论如何要他下去休息，但造反派头头就是不让周总理离开。富春同志看见周总理确实支持不住了，生气地说道：有什么事情，我代替周总理处理，行不行？！造反派头头在这时才让周总理回去休息。实在令人气愤。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周总理对干部的保护是尽了极大力量的，可是他说的话也常常算不了数呀！有时，周总理替挨整的干部说了话，造反派反而对他保护的人斗得更加的厉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然在千方百计地保护干部。

“1970年一位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四川去工作，当省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实际上，就是说我没有资格在北京了。行前，我见到周总理，我报告他说，我要走了，你还有什么指示没有？他当时说你等一下再走，不要慌着去。我就在家等着。一天晚上，总理办公室秘书电话告诉我，要我马上去见周总理，我即刻赶去。到后，周总理还在开会。会后，他叫我去看电影，接着问我张霖之同志是怎么死的。我说，我和霖之同志关在两个地方，我未亲眼看见。我听说他是被打死的，被打得遍体鳞伤。验尸时，他上衣都没有穿，只穿了一条裤衩。据说公安部有照片。接着，周总理又问我，谷牧在哪里？我说：在四川一个工厂里和工人在一起。周总理说：请你告诉他，没有关系，让他坚持。当时，他讲这么一句话是很有分量的。我当即告诉了在北京的同我和谷牧同志都熟悉的同志。以后，我又当面告诉了谷牧同志。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还这样关心干部，是使人终身难忘的。”

段君毅：《我与周总理的一些接触》，原载《话说周恩来》第68—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如何对待老干部，是周总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重要方面。”

·吴庆彤·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是党、国家和人民遭受的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历史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国家最高领导权力，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把它推向极端，背着毛主席进行了大量的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个问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有了定论。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如何对待老干部，是周总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重要方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就叫嚣建国后17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砸烂旧政府，打倒‘走资派’，全面夺权，踢开党委闹革命。结果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绝大多数被打倒，或者靠边站，有些还被关进牛棚，投进监狱，造成乌云遮天的混乱局面。周总理坚决反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他在多次讲话中说，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红线是主要的，是起主导作用的，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不能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建立新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周总理反复强调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不能够排斥老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保护贺龙副总理，保护因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副总理等，保护王震同志、余秋里同志、谷牧同志等，保护因经历造反派天天批斗，身体难以支持的二十多位部长。有的部委的领导，总理先后把他们接到中南海休息。总理还把被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的一些省市领导也接到北京，有的安排在招待所休息，有的住进医院。

“总理叫我办的、我知道的就有两位：一位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住进了空军医院；还有一位，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他后来得了食道癌，也住进了医院。还有，在‘九·一三’以后，总理又多方设法叫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些在过去的报纸上已经介绍过了，我就不准备多说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总理作为中央第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排除‘四人帮’的阻挠，批判极左思潮，为解放老干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72年4月，原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同志、原内务部部长曾山同志，相继得病去世。总理在不到十天的时间，连续参加了他俩人的追悼会，既悲痛，又震惊。因为不到十天死了两位部长，总理与其他国务院领导商定，通知在五七干校劳动的，疏送到其他地方劳动的各部委的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回北京，普遍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并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当时，总理还指示要告诉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机关，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检查，对存在的困难要及时加以解决。

“当时，我们国务院办公室、国务院政工小组，向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传达总理的指示，同时，请卫生部安排医院承担这一任务。记得当时卫生部安排了十个医院来负责为这些部级干部检查身体。随着这一措施的贯彻，当时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对老干部的看法有所改变，就是说不再把他们看作‘文革’的革命对象，不再揪住不放了，这就为老干部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实际上，有些部级干部由于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等原因没有再回‘五七’干校劳动，有些还分给了适当工作。

“1973年3月，原教育部部长何伟同志，也是因病救治不力，突然去世。为此总理严肃批评了有关单位未落实好老干部的保健工作，提出由中组部、国务院办公室以及卫生部负责对老干部作全面的身体检查，具体工作由北京医院负责。从此‘文化大革命’废止的党内高级干部以及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保健制度，得以恢复。因为这一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给冲掉了。

“1972年3月，总理看了原中央统战部长徐冰逝世的报告。那时徐冰同志也是被关押的。总理看了徐冰病逝的报告后，约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指示全面检查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病的治病，病重的住院，身体不好的加点营养，不要等病危再送医院治疗。总理关心这些人的健康、医疗问题，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更重要的是总理知道这些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的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罪名’，但都证据不足，有些是受到诬陷，因为‘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些人还不能马上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设法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措施，尽量减轻他们的痛苦，减少他们的疾病和死亡。历史证明，这些被关押、拘留、监护、隔离的都是好同志，把他们拘留、关押、监护、隔离起来是完全错误的、非法的。

“1972年12月18日，毛主席将被关押的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同志的妻子刘淑清反映监狱虐待在押人员的来信批送给了周总理。毛主席还批示，应一律废除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当天，总理批评了有关同志，并提出，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对在押人员待遇问题，在年内再做一次彻底检查，凡属法西斯式的方式和虐待、殴打在押人员，都要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如有违反，当依法惩治，并允许犯人控诉。

“1973年1月8日，总理审阅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监管工作重要指示的报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就是刚才所说的毛主席对刘建章夫人来信的批示。总理不是批示叫公安部贯彻执行吗？公安部经过研究，写了个报告。总理在看这个报告时批示：同意将秦城监狱收归公安部直辖，要求在一个月内整顿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遵守，允许各省来开监管工作会议的人参观，批评和学习，同时建议卫生部再拨出两个医院的病床来接收在押人员住院治疗。秦城监狱经过整顿，在押人员的住房，饮食和医疗卫生条件均有所改善。

“大约在1973年年初，具体时间也记不清了，查不出来了，周总理在与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现在还有很多省、部级干部没有解放，而各方情况又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干部来工作，要抓紧时间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之后，在1973年7月，中央组织部，国务院业务组，军委总政治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也就是尚待解放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的正副职，中直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职，军队的正军职以上，这么个范围，300多人。这是分头搞出来的，既有材料，又有处理意见，就是是不是解放。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这个名单。在讨论当中，江青、张春桥等人屡屡作梗百般阻挠，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同志当时曾作了一首小诗，抒发自己的感受：‘一批复一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尽管‘四人帮’百般阻挠，但是在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据理力争之下，最终还是‘解放’了一批省、部级和军级干部。当时所谓的‘解放’，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让他们党的文件，恢复原来的级别待遇，分配适当工作，有的年老身体不好，就安置休养，是这么个概念。

“总理还指示，要利用国庆节、五一节等集会，让那些没有什么大问题，尚未解放的部级领导干部、上层民主爱国人士、著名的作家艺术家、著名的专家学者参加招待会。会后将名单见报。这实际上起到了恢复名誉的作用，也是一种‘解放’干部的方式。我们每年五一、国庆把名单搞出来以后，都送给总理审阅，一般的都批准了，有时候总理还增加一些。

“不仅如此，总理还利用其他机会解放干部。我记得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地震后，中央立即组成以华国锋副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灾区慰问。慰问团出发后，我将慰问团的名单报告给总理。总理阅后指示，说中央慰问团要增加吕正操同志，并且担任副团长。总理说：吕正操同志是辽宁海城人，让他跟群众见见面，并发表讲话，然后发个消息，以恢复他的名誉。之后，我向有关方面、有关领导传达了总理指示，并请空军派专机把吕正操同志送到辽宁海城与中央慰问团会合。

“1972年10月18日，总理约见公安部的负责人，谈使用老公安干部的问题。当了解到西北某地，对原来的老公安干部基本上没有使用时，总理批评说：为什么不用？原来的公安干部，至少要恢复一半以上。在详细询问其他省份使用老干部的情况以后，总理强调：还是要使用老干部，老干部虽然有缺点错误，检讨和总结经验以后，还是要用，光青年人是不行的。总理还针对公安部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大批下放干部一事，指出：干部下放是你们带的头，统统下放，等于靠边站，底下跟着你们学，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政治性错误。有经验的干部都不要了，这还不是政治性错误吗？难怪我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讲的话底下也不执行！你们搞极左思潮，否定一切，统统搞掉。显然总理这是针对着谢富治讲的，因为谢富治是主持公安部的工作。

“此外，总理还个别地指名解放了一些老同志，比如总理曾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社工作，并派人去了解情况。当得知群众要求加强领导班子时，总理于1972年8月提议将朱穆之同志从‘五七’干校调回来，经过毛主席同意，然后派朱穆之同志参加了新华社的领导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