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她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了大笑话吗?她还谈到抗美援朝，五次大战役都是毛主席指挥的，有一次彭德怀不听毛主席的就吃了败仗。又根本不提朝鲜人民军，还要把朝鲜作战地图送给维特克……邓大姐听得比较仔细，不时还问几句。我又告诉邓大姐：‘现在江青又要我们整理记录，准备送给维特克。她自己列了十个大题目。而在谈话中还常常说，她的谈话记录将来都要经过周总理审查，因为这些都是中央的重大事情。……这些情况我都向外交部领导汇报过了，他们都说他们也管不了。所以这几天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来向周总理汇报。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这些记录稿不能送给维特克女士，这影响确实太坏了。’邓大姐听完后，也表示不能如此，她说将会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周总理。目前我们只能照江青说的去做了。

“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一个专题性会议。外交部不少同志参加了，我也在坐。周总理开这样的会，是听听各方面的同志有什么意见。会议比较随便，但是大家还是聚精会神，因为周总理记性特别好，外交部许多同志的名字他都叫得出来，倘若你一时走了神，他叫着你问什么问题，答不上来，那就太不好看了。那天我坐在最后排一个角落里。会议倒也开得简单，很快结束了。周总理的目光却远远朝着我，并向我招手。我赶过去随周总理进了一间办公室，这就是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了，一张大桌子就把房间几乎占了一半，桌子上堆满了书报和待批阅的文件。最显眼的地方摆着我们整理过的铅印好了的江青谈话记录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上了请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的字样。我轻轻坐在周总理对面的小椅子上。周总理说：‘那天我实在忙，没有听你的汇报。不过小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你和徐尔维是否还在整理记录呢?’我点点头，接着说：‘除了我和徐还有那位张局长，他说比我们早到好几天，那些地图和材料是他预备的。’

“周总理‘啊’了一声说：‘他也在广州吗?现在也一起整理记录?’

“‘关于西北战场这部分，是张局长先整理，又和江青同志一起修改，我和徐作记录，记他们商量好的定稿’，我回答。这时周总理的双眉拧在一块，估计周总理并不知道张局长去广州的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他一直在思考着什么。我当时感到周总理对着一个下级同志，也只能这么说。

“‘维特克女士当场作了笔记的，而且有关江青同志个人历史部分，我们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她要写文章，材料是足够的。’我见周总理在默默深思，说完后就悄悄地退了出来。

“又是一个夜晚，在10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当年11月间，维特克女士从美国寄来数幅已经放大的江青彩色生活照片。维特克说她已经写好了一篇报道江青的文章，准备登载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封面就用江青的彩色照片。由江青选择其中的一张，并盼赶快把所有记录稿寄去，以便她着手写书。江青收到照片之后高兴极了，把维特克寄来的以及原有的不少照片，摆在钓鱼台她那张大大的长方形的办公桌上，反复仔细地自我欣赏，挑来挑去下不了决心。于是打电话到外交部，把我们当时在场的几个人，用一辆面包车拉到钓鱼台10号楼去。

“江青十分专注地看自己的照片，直到我们一群人走进办公室来，江青才抬起头说：

“‘好呀，你们快来看看这些照片，这是维特克女士寄来的。我觉得坐在栏杆上的半身像不错，当然还是不如我自己拍的那些色彩好。’我们分成三三两两在看那些照片，但谁的兴致都不高。江青拿着那张半身的照片，先问徐和小沈：

“‘你们看看，这张不错吧，有点侧着身子，光线还可以，就是色彩淡了些。’小沈和徐也就点头微笑。江青又叫：

“‘小张，你学过点美学吧?你看是否把照片裁短些会更好看?’江青用厚纸盖着下端，上下比试，我走过去看了看说：‘裁短就没有手了。’江青又上下比试好一会儿，吩咐小沈给维特克女士写回信。江青兴奋好一阵子，但以后谁也没有看到《时代》杂志有江青的照片用来作封面。

“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整理稿送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某日下午，周总理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维特克女士与江青的谈话记录如何处理的问题，把所有参加过接待维特克女士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周总理征求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同志表示，这份记录无需送给维特克女士，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的。而维特克女士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后边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涉及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要逐一核实，得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周总理当时一言未发。对任何一件事的决定，他都要作仔细思考，并广泛听取意见，尽可能做得完善些。会议结束前他说：‘对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很好。但今天还是决定不了，还需要商量和请示。’他对我和徐二人说：‘你们继续去作记录，根据江青同志的要求整理和修改。’

“又一天晚上，我和徐来到10号楼，继续修改记录稿。12点已过，已经接近完成了。我们到大食堂吃过夜宵后回到江青办公室，她正在打电话，声音还挺大的：

“‘我的那些个记录，一本一本都给你送去了，怎么不快替我看呀?’

“‘……’

江青：‘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我答应过人家，就得给。’她想做什么像是谁也阻止不了似的。

“‘……’

“江青又立时换了腔调：‘总理呀，你就替我审查吧，不给维特克，那可不行，唉呀，我看到你桌上堆的那些个文件，我真替你累得慌。不过那些个记录，你还是得替我审查。’

“‘……’

“‘一定要给，我不能失信于人，就得这么办。’江青又变了调，横不讲理。

“‘……’

“‘哼，他们呀，就只划了个圈。我说总理呀，不送给维特克我可不答应。’

“江青把电话放下，一脸怒色，眼睛都不往这边瞧，我们都默默地坐着。

“江青吃过夜宵，好一阵才平静下来，拿起一本记录在翻看。这本记录中是谈她和毛主席生活的。其中有几段涉及到很多人，还有贺子珍及孩子。

“整理记录稿时我将这几段的对话删掉了，徐正读着，江青突然问道：‘哎，怎么这部分少了些内容?小张,是你先看过吗?’我点点头。

“江青声色俱厉：‘怎么?是你改了?谁让你改的?’

“‘我没有改，我删去一些。’我直直地望着江青的眼睛，倒使江青一怔，她接着追问：‘你胆子不小呀，哼哼，你居然敢删我的记录?说说什么理由?’

“‘那些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认为不提为好，何况你用那种语气来谈另一个同志，不大适宜。’其实我是出于某种责任感，已经许久没有人再提这些事了，又何必再引起新的麻烦呢。所以才删一点过分的小节。我本已想到，会引起江青的怒火，但在广州时已经历过了，怕也无用。她对我已恨在心头。

“江青发火了：‘有什么不适宜?’

“‘和你现在所处的地位和身份都不适宜。’

“江青在室内踱着步，右手拿着支铅笔敲打自己的左手，喃喃自语：‘唔唔，我现在的地位和身份……自己这么说是有点不大好。’然后冲着我说：‘这些内容是不能没有的，我和主席结婚是光明正大的。我不能是第三者。’她来回走动，恶狠狠地突然对我说：

‘小张，这段话改为你的语气由你说，我想是可以的。’我真没想到，江青会想出这样的绝招，一时有点呆住了。

“那座大钟嘀嗒嘀嗒的声音，显得特别响，一下一下像击打着我的心。‘我不同意，这又不是我说的话，怎么可以变成我说的?’我平静而坚定地说。

“江青：‘反正要这样的内容，谁说都一样。这对你也无害嘛。’

“‘我在延安的时候，还是个学生，也不可能知道这么些事呀。还是删掉算了。’

“江青顿时狂怒，拍桌子大骂起来：

“‘好呀，张颖，你就是不听我的，告诉你，这可不是小事。这是站不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问题。你不和我站到一边，就是站到相反的一边，你想想看，会有什么结果……’我看到江青发火，也不止一次了，虽然都是横不讲理，但不像这次狂怒，而且扯到革命反革命的高度。我想这股火也不是单冲我来。我瞪着眼，无话可说。室内空气十分紧张。

“‘老张同志，你是首长的学生，这些事情嘛是可以说的。难道在延安的时候，你没有听说过吗?何必让首长发那么大的脾气呢?’那位局长想缓和一下僵持的局面，慢声细气这么说。我一闪念，可有了救星，立刻接着说：

“‘对了，局长同志，你来说这段话比我合适得多，就写在你的名下吧。我是学生，不好谈论这些，而你是江青同志的战友，分量就大不一样了。’张局长一听发了呆。”

“1972年的岁末，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于是第二天，我和小徐、小俞把所有的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

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第312—317、318—31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各位学者有责任科学地、全面地、深入细致地研究周恩来的一生，继承和发扬他的历史成就和精神遗产。”

·胡绳·

周恩来是一位名留史册的伟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世界知名的伟人之一。他对促进中国进步的事业，也对促进世界人类进步的事业坚定忠诚，无私奉献；对工作勤勤恳恳，尽心尽力。他具有卓越的才智，高尚的思想境界和过人的领导艺术。他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决策关头纵横捭阖，力负重任，成为当时的中流砥柱。开国总理周恩来不凡的气质和风度、他的人格力量，是他震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无穷魅力之所在。他不仅在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的道路上立下了丰功伟绩，并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学者有责任科学地、全面地、深入细致地研究周恩来的一生，继承和发扬他的历史成就和精神遗产。这些将成为人类代代相传的社会财富中的一部分。

胡绳：《致第二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原载《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第8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版。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周恩来同毛泽东在不少问题上的想法、做法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别。”

·李琦·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度过的。在党和人民陷于深重灾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以常人难以想像的大智大勇和自我牺牲精神，面对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尽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苦撑危局。

“现在的青年朋友也许已很难想像‘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甚至认为有些事情是荒唐而不可思议的。往往有人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周恩来要执行一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等等。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而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研究问题，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用这样的观点来看，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一直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他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权威。他对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决不让步和妥协，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实现它。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好，其他领导人也好，在当时情况下都难以反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是酿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永远记取。

“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周恩来在内，尽管最初对有些做法感到难以理解，可是仍以为它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后来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初的预料。在广大群众、特别是一大批青年当中，已经形成一股狂热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来势凶猛。周恩来曾试图纠正青少年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但他深知这绝非轻而易举能奏效的，只能根据条件和可能，采取独特的、如鲁迅所说的韧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方式。‘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强调对群众运动必须‘因势利导’。可以肯定，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选择的方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非常困难的，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斗争经验，需要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位‘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专家在对大量史料作了详尽的考察之后，提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公众场合批评各种错误做法最多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当属周恩来。这也正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的缘由所在。此后，无论是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还是在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都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表现出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周恩来同毛泽东在不少问题上的想法、做法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别。就周恩来而言，他一方面必须处处维护毛泽东的威信，适时地、恰当地对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全面解释、补充修订，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加以完善；另一方面，他又要抓住有利时机，提出正确的口号、措施和意见，见缝插针地、千方百计地加以贯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人民谅解他。毕竟历史为他留出的回旋余地太有限了!周恩来为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遇到这种情况，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