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周恩来在把宋庆龄列为应保护的干部名单首位的同时，建议她搬进中南海去住，以保证安全。她对此婉谢了，解释说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再一次显示了她的刚强。”

“这时，宋庆龄遭到了一个比抄她的家还更严重的打击，这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

“上海的红卫兵破坏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尸’。他们因为万国公墓过去安葬的大多是中外富裕人士，所以把它看成是昔日特权阶层的纪念碑，必须予以摧毁。至于宋家的墓地，这里埋葬的不正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查理’和‘妈咪’吗?在他们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应该从这个地球上消灭掉呢?

“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着所有六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龄一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能有更多的要求了。”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同千百万人是一样的。多数人起初都为它所提出的宏伟目标以及它所造成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而感到鼓舞。后来，随着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多数人开始产生怀疑。又后来，多数人或早或晚地受到一些打击，并为其他人所受的打击而感痛苦。最后，他们看到这是一场灾难——一场永远不应再有的灾难。”

“宋庆龄也是如此。她为‘文化大革命’的无数无辜受害者之一(一位被迫自尽的忠诚的进步朋友)所写的一篇悼念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我写了上面这些文字，作为对同志的怀念，目的是使读者对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骤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中国人民决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这一类悲剧不再重演，安定团结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586、592—593、589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总理好比是棵大树，荫庇了许多人，真是大树阴深荫弱苗。我们是刻骨铭心，永远不忘的。”

·余湛邦·

“周恩来同志和张文白(治中)先生是老朋友，从大革命开始，几十年来基本没有中断联系。一九四五年，在张治中先生第二次赴疆与三区革命人民代表进行和谈的前夕，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亲自到上清寺桂圆张的家中当面嘱托，请他到新疆后设法营救、释放我党在那里被捕的一批干部。张治中完成了周恩来同志的嘱托。解放以后，周恩来和张治中来往依然十分密切，‘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又很好地保护和照顾了张治中先生。我是张治中先生三十年的机要秘书，亲自经历了这样几件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老在北戴河。周总理考虑到张老个性刚强，回北京碰上这种事情容易出问题，便马上通知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跟张老等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革命’。这种作法实际是让张老这批人有思想准备。

“我们八月底回京，刚到家红卫兵就来了。幸亏周总理已采取了保护措施——卫戍区派了一个连队和一个营部住在张老家附近。当时住在这一带的还有许多高级民主人士。战士们身着便服，佩戴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红卫兵先后到张家五次，第一次是来抄家，张老躺在沙发上不作声。第二次来抄家时，张老正好从医院回来，躺在靠椅上休息，红卫兵指着张老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老没有碰到过这种粗暴的事，因此很生气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房间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做了准备，让警卫员、服务员保护性地围在张老身边，他们没敢动手。张老被抄家后，周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这实际是保张老过关。但是这些红卫兵由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唆使，三番五次要揪张老。总理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采取措施，于是就让周荣鑫找了一位负责同志把张老送到三○一医院保护起来了。当时只允许我同他联系。

“一九六七年，在全国揪叛徒高潮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从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康生在某场合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康生之流明明知道这件事是总理出面委托张老办的，硬要这样做，实际就是要利用这件事整总理。所以张老虽然被保护起来，他们仍不死心。他们知道我和张老的关系，就把矛头对准我，想从我这里找到整张老和总理的材料。那时我每天去三○一医院向张老汇报情况，送报纸。他们就派人跟踪我，找到我的家。抄了家之后又把我揪到学校，让我交代历史，最后又以所谓公安六条精神为理由坚持要赶我走。我怎么解释都没用，只好给总理办公室值班室打电话，并请张老给总理写了信。总理立即派一名联络员给红卫兵做工作，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这样，我才被保下来。同时，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讲话中驳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蔑之词，指出：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他还提到：朱总司令曾亲笔写信感谢张治中先生，并赠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线。至此，这件事才平息下去。总理不仅保护了革命干部，也保护了张老，保护了我。

“张老的身体原来一直很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精神上的摧残使他的身体很快垮了。那时他心中满是问号，找不到答案，因此整天郁郁不乐，一言不发。大概是一九六八年国庆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时就对主席说：主席呀，你跑得太快，我们跟不上了，现在打倒的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这时他已身患重病。不久，张老病危，他十分思念亲人，我们就请示总理能否让张老女婿(当时张老的两个女婿和一个女儿都被隔离审查)出来见见面，总理马上派人与专案组交涉，使张老病逝前与家人团聚。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张老去世，总理亲自主持了告别仪式并致了悼词。以后总理又从我手中将张老的许多机密文件索去妥善保存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尽最大努力保护了许多老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张文白先生仅是其中的一个。总理好比是棵大树，荫庇了许多人，真是大树阴深荫弱苗。我们是刻骨铭心，永记不忘的。”

余湛邦：《大树阴深荫弱苗——记“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对张治中的保护》，原载《怀念周恩来》第186—18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

“我们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不是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采取果断措施加以保护，后果恐难想象。”

·胡子昂·

“周恩来同志与我最后一次单独谈话，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那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同志在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亲自向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说明林彪叛逃事件的经过。会议结束后，很多同志都已走了，我因当时司机没在暂时未走。周总理说他正好也在等车，便亲切地邀我到一处坐下来，和我谈了好一阵。他向我谈起当时国家的严峻形势和前景，谈到统战工作的艰苦和遭遇。他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健康状况。我回答说：‘文化大革命’以来，除去到机关参加学习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较能注意保健，请总理放心，并请总理多多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同时告诉总理，自己未放松学习，常常回顾过去，以便认清形势，坚定自己的信念。谈到这里，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地勉励我，肯定我对党和国家所做的工作，并亲切地说我是‘党的诤友’。我当即向总理表示，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今后应该继续努力。周恩来同志这次与我单独谈话；使我分外激动，像有一股热流流遍全身。‘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总理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日理万机、日夜操劳，还利用这次偶然的机会，与我亲切交谈，给我新的教诲、鼓励和关怀，我无比感激，终生不会忘记。粉碎‘四人帮’以后，邓颖超同志在一次元旦活动中见到我，曾向我转述了周恩来同志在重病期间对她提到过，说我是党的诤友的那段往事。邓颖超同志1987年到我家中看望我及1988年3月8日全国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委会结束时，与我在会场前面的单独谈话中，都重提了那段往事。在这先后几次谈话中，我不止一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非常复杂、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党外人士。为了使横遭批斗侮辱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得到保护，他巧妙地决定把这些负责人的学习改在家中自学，并指示有关部门予以保护。他又在1969年5月4日发出关于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明确规定‘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的干部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果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到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我们民主党派领导人，包括我个人在内，要不是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采取果断措施加以保护，后果恐难想象。”

胡子昂：《爱国工商界的良师益友》，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382—3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们始终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归根究底，是总理保护之功。”

·程思远·

“总理布置工作，非常细致。1965年8月16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和夫人举行家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参加者有彭真、陈毅、罗瑞卿、蔡廷锴和夫人罗西欧、徐冰和夫人张晓梅、董其武、王克俊、黄琪翔和夫人郭秀仪、刘仲容和夫人张敏华、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还有平杰三、刘述周、罗青长、李金德。周总理进来时对大家说，今天请客的名单是我圈定的。”

“及散席，客人先后辞出，我看到总理站在他的汽车后门，向我招手。我走过去，总理问：‘石泓同志什么时候到北京?’我说：‘18日。’总理又说：‘石泓同志替国家做了许多工作，她到后我们要宴请她。’总理想得多周到啊！”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们始终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归根究底，是总理保护之功。每逢过年过节，总理总派人来看我们，问生活上有无困难。那时我们从海外带回来的钱还可以维持生活。所以总不愿意以个人小事麻烦总理，实际上他忙得连睡觉时间都没有了。

“1972年2月22日，周总理设宴欢迎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他过来向我祝酒，没有说什么。但在9月25日晚欢宴田中首相的宴会上，总理特地到我的面前来，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两人很久没有见面了，让我们举起杯来互祝健康吧!’这是我所听到总理的最后的话。

“1972年8月，总理关照统战部写一报告，每月发给我生活费。出乎意外的是，总理除在报告上批照办外，还另外写一张条子：特支我一笔生活补助费，总理想得多么深远，多么周到啊！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

“从1972年8月起，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遵照总理的指示，把过去我所坐的汽车重新开回我的寓所(‘文化大革命’后，我曾要求将汽车开回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集中管理)。从此时起，我虽没有走上工作岗位，但生活却得到殷切的照顾，此皆拜总理之赐也。

“1974年9月30晚，我应邀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25周年招待会。总理以抱病之身，莅临主持。当他步入宴会厅时，立刻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他致祝酒词短短的几分钟内，座上响起掌声有十余次之多。总理感人之深，在这里充分显示出来，这是发自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声音，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我素来意志坚强，很少落泪。1976年1月上旬在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时，看到总理慈祥的遗容宛然如生，一桩桩往事刹那间浮上心头，不禁悲极而哭，盖情之所至，实难自已。”

程思远：《争取李宗仁回国》，原载《不尽的思念》第486—4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总理当时一直在想着这批民主人士的安危。但是要有一个适当的时机，他才能采取一些保护措施。毛主席对我父亲那封信的批示，就是一个机会。”

·章含之·

“周总理保护我父亲章士钊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那是在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我们家就不断有红卫兵来。不过当时大概都是住我们家附近的那些中学的红卫兵来看看，就是看看我们家有没有‘四旧’什么的。当时我在外语学院教书，也受到冲击了，也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