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夜晚，蝉声初歇、暑气渐消的望志路像往日一样沉浸在夜的静谧之中。然而，向来静悄悄的李公馆今夜却是个例外，这幢坐落在望志路和贝勒路交叉口，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小楼，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客人前来。他们中有穿长衫的、穿对襟纺绸白上衣的、穿西式衬衫结着领带的，留八字胡的、留络腮胡的，有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他们文质彬彬却器宇轩昂。每一拨客人到来，都会轻轻叩响那扇黑漆大门上的黄铜门环，随即，一位模样清秀的年轻女子就悄然打开大门，探身而出，面含笑容地将客人们迎进房子，然后从容不迫地将大门合上。这位年轻女子就是为这次不平常的聚会尽心谋划的王会悟；这些三三两两、悄然而至的来客，就是来自北京、山东、长沙、广州、日本等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代表。

当代表们相互谦让着走进这栋古朴典雅的小楼，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间小小的、四壁洁白的客厅。厅内没有特别布置，只有一张平常人家全家聚餐使用的大方桌稳稳地摆放在中间，桌上整整齐齐地排着一溜纯白的白瓷茶碗。方桌四周围着十几个带靠背的方椅。靠墙的一侧，还有一个做工精致的明清时期的茶几。陈设非常简单，所有的木质家具都是黑色，使室内的气氛显得十分庄重。

所有的代表都到达后，大家相互招呼着入座。这里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共12名中国代表。此外，还有两位外国代表，颇为显眼，他们就是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科尔斯基。留日学生周佛海突然生病，不得不留在博文女校休息，今夜不能前来。

会议原定由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陈独秀主持，但陈此刻却远在广州。因此，来自北京的李大钊的学生张国焘，也是这次大会筹备者之一，就被临时推荐为会议的主持者。张国焘曾是五四运动中叱咤一时的学生首领，其组织才能和演讲水平让在座代表们耳熟能详。担任会议记录的，是毛泽东和周佛海两人。这是原先就已经确定的。

张国焘首先向代表们通告了这次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重大意义，以及这次大会需要讨论、解决的问题和具体议程。随后，热情洋溢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极其兴奋地开始了他的会议致词。马林因有美国生活的经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在中国代表当中，李汉俊和刘仁静的英语也是顶呱呱的，于是，他俩义不容辞地给马林做即席翻译。

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接着，马林分析了国际形势，介绍了共产国际当前的工作状况，以及他个人在爪哇建党活动的情况和经验。马林在他发言的最后部分向在座的中国党员们提了一个建议。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建党后，需要特别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当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壮大党的社会力量。

比马林年轻许多的尼科尔斯基略显内向、腼腆，加上语言障碍，他很少与代表交流。在会上，他用简单的语言，祝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另外，简单地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大致情况。

这一夜会议的最后，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

25、26日两天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

27、28和29日三天，大会连续举行了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争论。总的来说，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但对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现政府中做官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各人的观点最后集中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相反，对党组织有益。应当建议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只有将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才能争取更多、更现实的斗争机会，取得斗争的实际成效；另一种意见则完全相反，坚决反对党员同现政府合作。为了集中力量，共产党不能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共同的行动。党员加入国会，只会把共产党变成黄色的党。因此，不但不能参加国会，还应该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在连续三天的会议中，这两种意见一直相持不下，所以，会议未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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