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羞成怒的统治者下令派军警严拿，一日逮走170余人。但是，学生却没有被吓倒，第二天，即6月4日，更多的学生走上了街头，作大声疾呼的演说。军警将北大法科校舍团团围住，还在北河沿两岸搭起20个帐篷，像前敌战线上的防备一样。700余名学生被送到北河沿法科大学里边拘禁起来，以致法科校舍已经无法容纳如此众多被看押的学生，附近的马神庙理科宿舍也被当做临时监狱使用。

然而，学生们却越战越勇，越来越多地走上街头，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北京社会秩序被打乱，工商受损，反过来又对政府施压。北洋政府黔驴技穷了。

就在北京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上海震动了，作为中国最繁华的大都会，上海交通发达、信息便捷，历来是开社会风气之先，奏出时代最强音的地方。

一个美国记者曾经这样评论当时的上海：“在战争结束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到上海的新时代中，苦力崛起而为这个新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上海的新兴无产阶级转入行动。急进和爱国的学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工人阶级的队伍急剧壮大而成为一支最有力的社会革命力量。据统计，“五四”前后，上海的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万人；交通运输工人达到10万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超过20万人。50多万的工商业从业者，几乎占了上海总人口100万的一半以上。

当北京的五四运动爆发时，上海各阶层人民纷纷响应，但首先觉悟的仍然是上海的两万学生。上海学生充当了五四运动在上海发展的先锋和桥梁。

5月5日夜里12点，上海《民国日报》总编，兼任复旦公学国文教师的邵力子得到北京学生游行的消息，立即到复旦大学敲响大钟，唤醒已经入梦的学生。从睡梦中惊醒的学生们奔走相告，聚集到学校饭厅。邵力子就在那里作了三个多小时的报告，不仅宣布了从北京传来的种种消息，而且还从马关条约讲起，阐明了中日关系和中国的处境。受到鼓舞的学生们不等天亮就分头去联系各个学校，筹办国民大会。上海的爱国运动点燃了。

5月7日，北京的国民大会因北京政府的阻扰没有开成，而上海却举行了20000多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并示威游行。大会推选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为主席，并决定发出通电：要求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签和约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呼吁法国总理、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及各国代表主持公道，反对日本以山东问题要挟和会；期望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各团体召开国民大会，发扬民主，共挽危亡。大会还决定致函南北和会代表和政府当局，一致对外。同时会上还提议，不用日本钞票，不卖洋货，与日本断绝商业关系。会后，开始示威大游行，长长的游行队伍,秩序井然。每人手执白布小旗，上书“还我青岛”、“挽回国权”、“誓死力争”、“国民自决”、“共讨国贼”、“扶持公理”、“抵抗强权”等口号。队伍浩浩荡荡向外滩南北和会驻地进发，途经法租界，与法租界的中西巡捕商议，获准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