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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长达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意大利的失败而告终。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人签署投降书的那一刻，中国也成了战胜国。中国1917年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虽未曾派出一兵一卒，只派了一些劳工到欧洲，但不管怎么说，具备了参战国的资格。消息传到中国，北京举行了三天大庆，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当时“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1。北京政府更是借他人之光以自炫，在故宫内的太和殿前举行了四五个小时的阅兵典礼，并请各国公使等参加观礼。

中国人如此热心于庆祝欧战的胜利，同美国总统威尔逊著名的“公理战胜强权”演说有直接关系。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演说中提出《和平条款十四条》，轰动一时。在《十四条》里，威尔逊不仅提出各国在外交事务中“均须开诚布公”和“以国际之公意”为准则，还提出战后“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条款的最后提出，“组织国际联合会，其实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2。威尔逊的这些说辞对饱受弱国之苦、渴望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中国人来说，犹如大旱云霓，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就掉进了“公理战胜强权”的迷雾中，并对美国产生极大的幻想。胡适在北大演说中溢美之词连篇，声称：“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美国所以加入战国，全是因为要寻一个‘解决武力’的办法。”“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变成了世界公有的国际警察队了。这便是解决武力的办法。”1陈独秀则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好人。”2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言论影响了更多的青年学生。当时北京各校的学生，有不少人竟跑到美国使馆区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1919年1月，随着巴黎和会召开日期的临近，中国社会各界舆论中充满了更多的幻想，报纸杂志纷纷著文庆祝。中国人以为，经此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得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路，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做人。在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欧战的胜利说成是“协约国及美国之大战成功”，说这次巴黎和会召开时，中国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使中国能够“与英法美并驾齐驱”。

不仅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这样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这样想。因此，中国政府对巴黎和会同样期待甚高，听闻与会国参会代表有三个等级，即5人、3人和2人，中国似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5位正式代表。他们就是：陆征祥（外长）、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代表南方军政府）、施肇基（驻英公使）和魏宸组（驻比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