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大上海，是旧中国最著声名的时尚繁华之都会。这里既是中西文明交汇交流交融之地，也是两大文明摩擦冲突交锋之所；是资本主义冒险家心目中的乐园，也是诸多社会改造与革命学说的实验田；华洋混居却壁垒分明，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也难遮挡风云际会新潮激荡暗流汹涌，深得各种风气之先但也如影随形滋生着种种腐朽与罪恶……正是在这方充满各色矛盾与纷争同时也孕育着光明与希望的土地上，首先迸射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星火。

1920年2月，陈独秀秘密奔赴上海，于12日下榻上海惠中旅舍，接着住进亚东图书馆。4月，在许德珩的帮助下，移居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回上海，社址就设在陈独秀寓所里，并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大自鸣钟对面自办发行所。

到上海后，陈独秀意识到仅有学界运动不足以成就社会革命，他把努力的方向转向劳动大众，致力于发动工人群众，启发他们的觉悟。他还亲自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工团体中进行调查，了解上海小沙渡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4月2日，陈独秀和李人杰（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吴稚晖、谢介子、沈仲九等人一道应邀参加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高度评价了劳动者。他提出，“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第一步争取“待遇改良”，第二步“要求管理权”，最终“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把几千年来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这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宣传和启蒙。4月18日，陈独秀又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等七个工界代表团体举行联席会议，筹备纪念“五一”的“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并发表《劳工要旨》的演讲，指出当下须“急谋工人本身之利益”，应“积极从经济方面着手，再图解决一切”，受到工界拥戴，被推举为纪念大会筹备顾问。在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意识的先进分子的积极组织下，上海192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气象，各业工人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自己的节日，并在当晚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同一天，北京、九江、唐山、长沙、广州等城市的劳动人民也都举行了集会、讲演和示威游行。以此为契机，陈独秀把《新青年》7卷6号办成了《劳动纪念号》专刊，约请李大钊、高君宇、高语罕等人撰文，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状况调查报告和全世界各国的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说明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历史必然性，等等，反响热烈。沈玄庐和李汉俊主持的《星期评论》也编辑了“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配合《新青年》进行宣传。种种迹象表明，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自觉地深入劳动大众，走上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