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声名卓著的革命宣传者是邹容。邹容是四川巴县人，幼年即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关心国事，因不愿受传统经籍和八股文的束缚，自费留学日本。在日期间，他不满于清朝政府驻日督学的约束，竟联合其他留日学生，把名叫姚文甫的官员的辫子剪下，挂在留学生会馆“示众”，这一“大逆不道”的行径使他被迫辍学回国。1903年，年仅18岁的邹容在上海写成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一书，以酣畅流利的笔墨，悲愤地控诉清政府“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虐待我”，“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的血腥罪行；以满腔的热情歌颂革命、歌颂民主，论述革命的极端必要性和正义性，认为“革命者，天演之公理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号召人们“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同清政府“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他大力赞扬和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呼吁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恢复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他主张在推倒腐朽、落后、卖国的清政府以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独立，声明“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他以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的口号结束两万字的文章，使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旗帜鲜明的资产阶级革命宣言书。《革命军》被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章炳麟称赞它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鲁迅也回忆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抵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国民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革命军》这本小册子一经面世，很快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的第一位。

陈天华是当时与邹容齐名的另一个青年革命宣传家。1903年，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写成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以通俗流畅的语言，阐述了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号召人民为保卫祖国主权和民族生存权，行动起来，“改条约，复税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对清政府的本质，陈天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洋人的朝廷”，必须推翻而不能心存幻想。这两本书和《革命军》一样，人们争相传颂，成为革命派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

在灿若群星的革命者中，最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别号“鉴湖女侠”的秋瑾。秋瑾是浙江绍兴人，原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大家闺秀。1904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变卖首饰，自费赴日留学，在当时女性中间实属石破天惊之举。在日本，秋瑾创办《白话报》，毅然走上革命道路。1907年，秋瑾回到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声明为了“结二万万（当时全国妇女人数）大团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放一大光明灿烂之异彩”。秋瑾发妇女解放之先声而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她的革命宣传活动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有重要作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活动，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引起了统治者的惊恐。为遏制革命，清政府疯狂迫害革命党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轰动全国的“苏报案”。

《苏报》是1896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的一份面对知识分子读者群的刊物。1903年，著名学者章士钊出任主笔，《苏报》开始成为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阵地。接连刊登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读〈革命军〉》等文章，使《苏报》声名大振，但也让它成了统治者的“眼中钉”。清政府以“逆乱”、“劝动天下造反”等罪名，勾结租界工部局，查封《苏报》并逮捕章炳麟、邹容，企图将两人处死。由于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租界的特权而拒绝引渡，于是，清政府与自己的国民在本国的外国租界里对簿公堂。1904年5月，租界当局分别判处章、邹三年和二年的监禁，然而，正值英年的邹容在监狱病逝。“苏报案”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反动、卑鄙和虚弱，以事实教育了人民。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许多革命团体，这些革命团体如同星星之火，撒落在已成干柴之势的中华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