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的党组织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在接到上海的邀请后，也是即刻准备前往。当时长沙正在反动军阀的高压统治之下，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不得不处于极其隐蔽之中，因而，代表的产生以及毛、何两人的出行都无人知晓。何叔衡时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兼《湖南通俗日报》经理，谢觉哉担任《湖南通俗日报》的主编。谢对何的行踪有一些了解。1984年4月出版的《谢觉哉日记》（上册）中，记载了毛泽东和何叔衡一同离开长沙赴上海一事。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写到：“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誘?誘?誘?誘?誘之招。”这个日记无疑可以证明毛泽东和何叔衡是在1921年6月29日离开长沙到上海去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至于为何在日记中画上一串圆圈，据谢的夫人王定国解释，那时因为当时反动势力猖獗，谢不敢写明事实，又担心忘记此事，就用圆圈来代替。1952年，谢觉哉曾回忆这件事，他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去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1当年，从长沙出发没有直达的船只到上海，只能先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去上海的航船。经过这样的辗转，毛泽东和何叔衡到上海时，已经是7月4日以后了。

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接到上海的通知后，马上在党员谭植棠家开会决定代表人选。当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他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推举陈公博为广州的代表。此外，陈独秀又委派受李达、李汉俊的派遣，正在广州与他商谈党务工作的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上海的会议。这样，虽然是武汉党组织负责人的包惠僧却成了来自广州的代表。包惠僧后来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他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就这样，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就代表广州党组织分头赶赴上海。作为报人，陈公博担心自己多日无法在广州出头露面会引起别人猜忌，为掩盖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要求带上新婚的妻子李励庄同行，一是掩人耳目，为了安全；另一个目的，也是借机到上海等地一游。夫妇俩在7月14日由广州出发先到香港，经由香港转赴上海，已经是7月21日了。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从上海回到广州，陈公博怕人知晓自己的行迹，赶紧又公开发表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启程赴沪。”1从中可以看出，陈公博对自己的上海之行是极端小心的。包惠僧则在7月15日从广州乘海轮直接到上海，到达时间是7月20日。

中国留日学生党组织也如期接到来自上海的通知。当时，在东京的施存统和在鹿儿岛的周佛海都是党组织中的活跃分子，但由于施存统来日不久，正忙于功课，而周佛海却早有趁暑期回上海之念。于是，周佛海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留日学生党组织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