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各项筹备工作业已就绪，维经斯基离开上海，返回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至此，他在中国已经前后整整呆了10个月。维经斯基在华期间的先期工作，使共产国际确定在中国创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组织，时机已经成熟。

1920年8月，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负责考察远东各国的建党情况，并调查是否有可能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尼弗莱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1900年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20年5月，“马林”受邀从荷兰前往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他以马林的名字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林精通英语、德语，略通俄语。他的嗓门很高，声如洪钟，发表起自己的意见来，经常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一位外国学者这样描写马林：“马林与他的带有某种乡土气、比较随和的前任维经斯基相比，后者谦逊、赢得人心，马林则盛气凌人、指手划脚、固执己见。具有西方人咄咄逼人的性格。”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马林是这样一个人：“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维经斯基迥然不同。”

1921年3月，马林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前往上海。在荷兰外交部的档案中，清晰地留下了马林这次远行的行迹：1921年6月3日，斯尼夫列特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切拉轮到达上海，住南京路东方大旅社，自称安德雷森。6月14日离开东方大旅社，到麦根路32号一家公寓住宿。与马林同期到达上海的，还有一位神秘来客，他就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兼有赤色职工国际使命的尼科尔斯基。长期以来，尼科尔斯基是谜一般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世人包括中国、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位参加了中共一大的俄国人的研究资料甚少，各种书刊也是语焉不详。尼科尔斯基的来历、身份、去向，是由哪个国际组织派遣的，始终是含糊不清的。但是，作为中共一大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中国学者始终对尼科尔斯基怀着强烈的好奇。直到1986年，在荷兰发现了极为珍贵的“斯内夫利特档案”（斯内夫利特是马林的原名），根据这份档案，人们才搞清楚了尼科尔斯基在1921年来华的身份。手稿中写道：“192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指马林）也同时到达那里。”

1989年，根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中发现的一些新资料，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女研究员Аn卡尔图诺娃在苏联《远东问题》杂志上公开发表了《尼科尔斯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人》一文后，尼科尔斯基的生平才露出冰山一角。

尼科尔斯基，原名涅伊曼尼科尔斯基·弗拉基米尔·阿勃拉莫维奇，即贝尔格·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1898年，卒于1943年。1921年加入俄共（布），曾在远东赤塔商学院读完三年级的大学课程。1919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中服役。1921年转入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当时取名瓦西里或瓦西里耶夫。19211925年在中国东北工作。1926年从哈巴罗夫斯克转到赤塔。1938年，因托派嫌疑而被捕入狱，1943年被错杀，终年45岁，后被平反。

尼科尔斯基在当年不仅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中国的代表，而且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出席一大会议的包惠僧，曾数次提到尼科尔斯基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他在《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文中说：“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派李克诺斯基（即尼科尔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后来，包惠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中说：“……第一天的会各地代表及马林和李克诺斯基都出席了，主席是张国焘。第一项议程就是马林的报告。……接着李克诺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与任务。”一大代表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也说：“当时，共产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出席了‘一大’，一个是马林，荷兰人……另一个是尼科尔斯基，是俄国人，搞职工运动的……”卡尔图诺娃博士也说：“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和文件中也已发现委托尼科尔斯基到中国去的任务，他应当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并召开中共‘一大’会议。他还承担着赤色职工国际主席委托给他的义务，更确切地说，就是承担着其机关设在赤塔的职工国际理事会委托给他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