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留学生中的建党工作是在国内影响下发起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直只有两个成员：施存统、周佛海。两人都是在上海入党，而后留学日本的。

施存统（18991970）原名施存统、复亮、伏量，别号伏图，化名方国昌，生于浙江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叶村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6岁时就随同父亲参加繁重的农业劳动。9岁入私塾读经，15岁时转入金华长山小学读书，学习刻苦勤奋。其母徐氏出身于“书香门第”，对他影响极大。1917年，在其大舅父的资助下，施存统考取著名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该校名师荟萃，鲁迅、马叙伦、李叔同、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沈尹默、许寿裳等都曾经在此执教。受新文化的影响，施存统开始进步书刊，尤其喜欢《新青年》，思想趋于激进。其母徐氏早逝后，施存统对其父虐待其母愤慨于心，开始反思中国“孝道”一味尽孝之不合理之处，提出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他还决心脱离家庭，做一个不孝的儿子。上述思考形成《非孝》一文，发表后激起轩然大波，舆论哗然，并由此而点燃了著名的“一师风潮”，成为浙江新旧文化、新旧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回合，也是继五四运动后全国学生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施存统被迫离开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4月，施存统本拟投笔从戎，去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途经上海时遇到一师老师沈玄庐。经其介绍认识了戴季陶，后又结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陈与戴都很欣赏这个写《非孝》的勇敢的年轻人。戴季陶劝他“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于是施存统决定留在上海，先在《星期评论》社寄身。因患肺病，他暂时放弃到工厂做工的打算。不久与陈独秀一起创建上海共产党，是中共最早的5名党员之一。

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的资助下，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养病。在日本东京，施存统与上海的陈独秀、李达保持通信联系，商讨建党的有关问题。这一时期，施存统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看到许多国内查禁的书籍。日本共产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对他的影响最大。河上肇曾说：要想飞到天上去，只有发明了飞机才有可能，否则是空想。施存统从中悟出了要想达到理想社会，必须先有物质基础，否则就是空想的道理。这对于提高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助益极大。1920年下半年，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近乎白热化的论战中，远在日本的施存统先后在《共产党》、《新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上发表了《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主义》、《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读新凯先生〈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文章，十分明确地把无政府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内部的一种思潮，把基尔特社会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思潮，并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作了比较研究，得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对于国内知识界而言犹如醍醐灌顶。他还宣布：“我是绝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并联系自己过去在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实践，发誓今后做一个从实际上下工夫的革命者，做一个改造社会的前驱者，“确信真理，虽断头亦不反顾”。

经陈独秀、李达介绍，施存统前往日本鹿儿岛与在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即后来所说的旅日共产党小组。陈独秀还指定施存统为该小组的负责人。旅日共产党小组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发展缓慢，所进行的主要活动也只限于施、周二人给国内报刊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周佛海旅日期间曾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上发表了《实用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我们为甚么主张共产主义？》、《夺取政权》等文章。中共“一大”后，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倒是发展很快，发展了杨嗣震、林孔昭等十多人，多数是留学预备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农民王”的澎湃。施存统依然担任组长，组织开过两三次会。1922年，施、周先后回国，旅日共产党小组的活动就此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