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二郎从北京回来，还背回一个牛腰粗的蛇皮袋子，里面装的都是他拾回的东西。人们以为那些东西不过是些不值钱的破烂货，谁知道呢，他掏出一样，又掏出一样，每样东西都不破。他像变戏法一样，每掏出一样东西，人们的眼睛就一亮。他掏出来的有毛衣毛裤，皮鞋凉鞋，裙子帽子，无所不有。他还拿回一种裤子，叫牛仔裤。他说牛仔裤，村里人听不懂，以为牛仔的仔是宰牛的宰，就把牛仔裤说成是宰牛裤。村里人还赞叹呢，说北京人就是厉害，就是牛，连宰牛的人都有专门的裤子。宋家银没到杨二郎家里去。外面回来的人，她一般都不去看。她还端着工人家属的架子，表示她对外面回来的人都不稀罕。女儿拽着她的手，让她到杨二郎家去看看。她一下子就把女儿的手甩开了。她知道女儿的心思。杨二郎带回的那些东西，都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处理给村里人了，女儿定是看见别的小姑娘穿了杨二郎带回的式样不错的花裙子，女儿也想让她去挑一件。宋家银对女儿说：“我干吗要买他的东西，有钱我还买新的呢！”宋家银已经知道了，杨成方在郑州也是拾破烂。她觉得拾破烂的说法不好听，她不想让人知道杨成方在城里拾破烂。她使用的还是过去的说法，说杨成方在郑州当工人。她说得比较含糊，没有再具体说杨成方是在预制厂当工人。现在的人，去趟郑州跟赶集一样，她怕有的人到预制厂去找杨成方，要是一找，杨成方的工作就露馅了，就把破烂露出来了。宋家银是想去听听杨二郎说些什么，或许杨二郎在拾破烂方面有什么窍门，她听到了，好跟杨成方说一说，让杨成方跟杨二郎学着点。从目前的情况看，杨二郎比杨成方拾破烂的效果要好得多。但她心里有点别扭，觉得杨二郎的工作跟杨成方的工作雷同了，她一去，好像对杨成方的工作表示认同似的。后来有人对宋家银说起杨二郎带回来的宰牛裤，说什么宰牛裤，宰猪裤，原来就是劳动布做的裤子，跟杨成方穿的工作裤差不多。这样的口气和说法，显然是笑话杨二郎的意思，笑话杨二郎拿着破布当龙袍，回来糊弄乡亲们。既然是笑话杨二郎，既然是拿杨成方的工作裤拆穿了杨二郎的宰牛裤，宋家银来了兴趣，她宣布她也要去看看，杨二郎带回来的是什么样的宰牛裤。杨二郎把牛仔裤取出来，宋家银差点笑弯了腰，不就是一条劳动布裤子嘛，说什么宰牛裤不宰牛裤，这样的裤子，他们家杨成方都穿烂好几条了。杨二郎表情严肃地纠正宋家银，说劳动裤和牛仔裤可不能比，牛仔裤有形，松紧性强。劳动裤都是大裤裆，也没啥松紧性。穿牛仔裤时髦得很，现在北京城里的年轻人，都是穿牛仔裤。杨二郎问宋家银：“你知道牛仔裤是哪里传过来的吗？”宋家银还是笑，说：“不是宰牛裤嘛，怎么又成牛宰裤了！”杨二郎说：“你不要听别人瞎说，什么宰牛裤，宰人裤呢！这个仔不是那个宰，牛仔裤的仔，是人字旁右边搭一个子字。我一说吓你一跳，牛仔裤是从美国传过来的。美国美国，美国人最爱美，全世界的人都在向美国人学习。”宋家银不服，说：“按你这个说法，美国人都爱美，日本人都爱日了！”一屋子人笑了，他们把日本的日理解成另外一种意思了。

对于别人的嘲笑，杨二郎一点也不恼，他说：“你们不要笑，你们不懂。”他接着又讲了一些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他说有些事情他原来也不懂，后来才慢慢懂了。有一次，他从垃圾箱里捡出一个圆圆的纸盒子，盒子里有大半盒黄赤歪歪的东西。他以为是小孩子拉的屎，正要把纸盒子扔掉，旁边一个老太太指点他，说那是冰激凌，挺好吃的，让他尝一尝。什么冰激凌，他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他有些犹豫，不想尝。他看着还是像屎。穿戴不俗的老太太挺执著，也挺负责任似的，坚持让他尝一尝。在人家的地面讨生活，人家让你干什么，是给你面子，他不要面子也不好。于是，他用手指头抠了一点冰激凌放进嘴里。你别说，那玩意儿冰冰的，甜甜的，还真好吃，吃一口就激灵一下子。杨二郎不光拾破烂，还收破烂。有一回他收回一堆破棉花套子。心说把套子晾晾吧，一抖，从破套子里抖出几张存款单来。存款单都是定期的，上面有名有姓，他不敢冒名去取，生怕人家已挂了失，把他当小偷抓起来。说着，他从屋里拿出一张存款单来给大家看。宋家银他们把存款单接过来一瞅，真的呢，上面填的存款数是三千块。存款单很精美，细看上面也有花纹，跟票子差不多。宋家银从没见过这样的存款单。她想，杨二郎从破套子里抖出来的不知有没有现金，就是有现金，恐怕杨二郎也不会说。得外财的事，人都是藏着掖着，谁愿意说出来呢。杨二郎说，他还捡到过一个手机。一个人从小轿车上下来，手机就掉在车门口的地上了。他过去把手机捡起来，喊住那人，把手机还给了人家。他要是不还给人家，一个手机能卖好几千块呢！他的话别人又没听懂，有的听成了烧鸡，有的听成了熟鸡，心说，一只鸡，不管烧得再熟再烂，也值不了几千块钱哪！心里有疑问，他们没敢马上问。他们本来想笑话杨二郎，现在成了杨二郎笑话他们，杨二郎完全掌握了主动。他们要是一问，杨二郎肯定还会说“你们不懂”。果然，杨二郎笑着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说：“我说手机，你们又不懂了吧。手机，可不是咱们家喂的公鸡母鸡。手机是电话机，是拿在手上的电话机。手机跟一副扑克牌大小差不多，上面没有线连着，走到哪里都能接电话，都能打电话。手机一叫好听得很，得儿得儿的，比蛐蛐儿叫得都好听。”

杨二郎后来说的话，宋家银没怎么听进去，她有点走神儿。她在心里调兵遣将，准备赶紧通知杨成方，让杨成方也到北京去。既然北京到处都有宝，到处都是钱，出门还能捡到这机那机，既然北京城里看着像屎的东西都好吃，杨成方死脑筋，还待在郑州干什么。

九

老四出事了。建筑队打回电报，说是老四受伤了，让他家里的人速去。宋家银的公爹拿着电报，让大儿子、大儿媳、二儿媳、三儿媳看了一圈，然后由大儿子陪着他，到济南去了。宋家银原以为公爹让各家给他出路费，公爹没张那个口。公爹让这个那个看电报，不知是啥意思。公爹的表情很沉重，沉重得似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看样子，公爹可能把老四受伤的事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宋家银还安慰了公爹几句，说没事，出门在外，磕一下，碰一下，都不算什么事。说不定公爹还没走到地方，老四已经到脚手架上干活儿去了。

老四出的是大事。他钻进搅拌机的大肚子里，清理巴在搅拌机内壁的残渣。别人不知道他正在搅拌机的肚子里面干活儿，有人把搅拌机的电闸合上了。搅拌机隆隆地一转动，老四就变成了搅拌对象，也就是搅拌机大肚子的消化对象。等有人想到老四可能在搅拌机里干活，把搅拌机停下来时，老四已被搅拌得一塌糊涂，分不清哪是沙子，哪是石子，哪是水泥。搅拌好的东西一般都是稠稠的流质。老四几乎也成了流质，扶起来是不可能了。眼看局面不好收拾，公爹给三儿子打电话，让在国家油矿工作的老三也去了。经过艰苦谈判，建筑包工队答应赔给公爹一万三千块钱。楼房的业主不赔钱，因为业主和包工头儿事先签订的有合同，如果出了工伤或工亡事故，一切后果由建筑包工队承担。公爹本打算给四小子讨一副上等的棺材，用棺材把儿子装回去，见儿子已不成形状，拉回去也没法看，只会让孩子的娘更痛心，就作罢了。结果，爷儿三个只把老四的骨灰盒提回去了。

婆婆一抱住骨灰盒就哭开了，仿佛骨灰盒就是她儿子，谁从她手里夺骨灰盒，都夺不下来。婆婆叫着老四的小名，说她儿子出去时是活不拉拉的儿子，回来就成了这样，成了一把骨头渣子。出去，出去，出去能落个啥呢！宋家银劝婆婆别哭了，劝着劝着，她自己倒哭了，眼泪流得哗哗的。公爹拿着电报让她看时，她一点都没吃惊，甚至希望老四出点事，如果老四出点事，不能再出去做工，她心里会平衡一点。老四出了这么大的事，她又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太没人心了。老四没了，老大在家，老三也回来了，只有杨成方没回来。是她不让杨成方回来。她说她只知道杨成方在北京，但不知道具体地址。她怕耽误杨成方挣钱。她正在家里盖房子。房子是包给人家盖的，连盖房子她都没让杨成方回来。她家盖的是平房，基本上模仿杨二郎房子的式样。但她不承认她家的房子跟杨二郎家的房子一样，因为杨二郎家的房子不拐弯儿，没有厢房。她家除了盖四间堂屋，又盖了两间西厢房。她家的房子是超越性的，在全村又拔了头筹。因为没让杨成方回来，她觉得对公公婆婆有点愧。对老四也有点愧。她怎么办？她只有通过哭来弥补一下，来做一个姿态。她要让人知道，她宋家银是很懂事的，也是很重感情的。同时，一个在盖房子的事情上拔了头筹的人，也应该哭一哭。胜利的人都是要流眼泪的。通过哭，她还要让人知道，她盖这么好的房子，不是要成心盖过别人，不是跟任何人过不去，她是跟自己过不去，她天生就是一个和自己过不去的人。别人只知道她盖房子，谁知道她是怎么省的，谁知道她所受的苦处。还有杨成方，谁知道杨成方在外头受的是什么样的罪！宋家银干脆哭出了声。别人叫着“他二嫂”，越是劝她别哭了，越是夸她嫂子比母，她哭得越痛快。她还想起四弟有一次跟她借自行车，她不但没借给四弟，还骂了四弟，她只好请四弟原谅她了。

婆婆抱着老四的骨灰盒不放，还有一层意思，她拿骨灰盒和棺材比，嫌骨灰盒太小了，太短，也太狭窄。她说她儿子那么高的个儿，睡在这里面，胳膊伸不开，腿伸不开，太憋屈了，太受罪了。宋家银很快理解了婆婆的意思，在这个事情上，也愿意顺从婆婆的意思。她建议，应该给老四买一口好棺材，把骨灰盒放进棺材里。她听说，人死后，棺材在阴间就是人的房子。他们都有了房子，老四也该有一套像样的房子。反正人家赔给公公婆婆的有钱，这笔钱应当拿出一部分，花在老四身上。不然的话，钱留在那里干什么！

对宋家银的建议，全家人都没有反对，也不好反对。于是，公爹从镇上买回带香味的红松，请人做了一口厚重的棺材，把小小的骨灰盒放进大容积的棺材里去了。大概也是因为有了钱，老四的葬礼按常规葬礼举行，一个项目都不少，搞得相当排场。家里请了响器班子，吹打了一番。家里摆了宴席，待了好几桌客。还是宋家银的提议，家里请人给老四扎了收音机、电视机、自行车等新鲜东西。还让人给老四扎了一个跟真人一样高的闺女。闺女脸上画了眉眼，点了樱桃口，涂了红脸蛋，俊俏得很。因为老四没有结婚，有了这个闺女陪伴，老四就不寂寞了。

打工这个词已经很流行了，它像种麦、过年一样流行，人人都会说，都说得很顺嘴，而且知道它的内容。你若问谁谁到哪里去了，连八十岁的老太太也会告诉你，打工去了。老四的死，一点也没让人们感到有什么了不起，一点也不影响人们外出打工的积极性。村里祖祖辈辈死了多少人了，人们的死法大同小异，不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而老四的死法是独特的，是死（史）无前例的，人们一下子就记住了。和老四的死几乎是同步，该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在武汉也死了一个。年轻人没挣到钱，他见商店里东西很多，起了偷窃之心。趁商店关门时，他在一个角落里躲起来了。夜深人静之后，他正从柜台里往外拿东西，被一个值夜的老头儿发现了。老头儿叫一声好啊，刚要打电话报警，他扑上去，掐住老头儿的脖子，活活把老头儿掐死了。年轻人的死也不算好死，他是被人家武汉的人枪毙掉的。年轻人死得不够光彩，村里人对他不表示同情。大家认为他的手伸得太长了，是自己送死。死人没让外出打工的人感到害怕，相反，有更多的人冲出去了，踏上了打工的征程。这劲头有点像当年闹革命，一个人倒下了，更多的人站起来，前仆后继似的。

这个村一百多户将近二百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人外出打工。有的家庭不止出去一个，出去两个，甚至三个。城市的大门好像一下子敞开了，农村人进去一个，它们吸收一个。过去城市的门槛高得很，门也关得很严，不许乡下人随便进去。你硬着头皮进去了，说不定它抓你一个流窜犯，把你五花大绑地送回原地。这下好了，条条溪流归大海，城市真的像一个大海，什么人都可以进去扑腾了。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不仅男孩子出去打工，女孩子也把不住劲了，也开始收拾行囊，外出打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