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水明决定走这步险棋，是为了能拿出一份过硬的业绩，以证实自己的能力。他到这家记者站应聘，司站长翻看了他交上的厚厚的见报稿剪贴本，并对他进行了面试，答应把他留下试用。司站长有言在先，试用期为三个月。在此期间，如果他表现出足够的新闻采访和写作能力，在报上发表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稿子，记者站就与他正式签订聘用合同，第一个聘期为两年。如果试用不合格，那就对不起了。目前试用期已过去两月有余，他心里一点儿也没底，吃不准司站长对他印象如何，愿不愿意跟他签订聘用合同。他自我回顾总结一下，觉得自己的表现还可以。前两个月，他干得马不停蹄，连双休日都不休息，都用来采访和写稿子了。第一个月，他发表了七篇稿子。第二个月，他发表了十一篇稿子。所发表的每篇稿子，他都不忘记署上司站长的名字，并把司站长的名字放在前面。他知道，见报的稿件报社是发稿费的，可他从没有向司站长问过稿费的事。人得学会吃小亏，吃不得小亏，就有可能吃大亏。周水明懂得其中的道理。他像是来参加考试，主考官只有一个，那就是司站长。他每天都盼着司站长给他打分。他曾参加过两次高考，每次等分数下来时他都悬着心，体重都会下降好几斤。第一次，他只差六分没达到录取分数线。第二次，他仍不敢表现出乐观，说这一次恐怕还不行。其实他心里暗暗有个估计，觉得这一次应该差不多。等分数下来，他再次受到打击，经过一年努力，他与做一名大学生的距离不但没有缩短，反而离得更远了，这一次竟差了二十多分。那时，他不知道谁在给他打分，没办法向左右他命运的人争取一些印象分。现在不同了，他和给他打分的人坐在一个办公室，司站长吸气出气他都听得见。他一定要给司站长留下好印象，在努力挣得业务分的同时，希望多得到一些印象分。走入社会这么多年，他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印象好坏有多么重要，若印象好了，看似办不成的事可以办成，若印象不好，原本能办成的事也会办砸锅。可司站长一直把态度平端着，从没有给他打过分，没打过高分，也没打过低分。他很想探探司站长的口气，因时间不到，他担心一探会探跑了气，探成半锅夹生的东西。他的心又一点一点悬起来，几乎和高考之后等待判分的时候一样了。他的办法只有多看司站长的眼色，或许能在司站长的眼色里得到一星半点信息。

他早早来到办公室，打了水，擦了地和桌子，就坐下来倾耳听着司站长的脚步声。司站长刚到门口，他就把门拉开了，轻声问着来了，伸手接司站长的手提包。司站长说不用，他还是把皮质提包接过来，紧走两步，把提包放在司站长的桌面上。他马上回转身，替司站长取下围在脖子里的团花带绦子的丝巾，挂在衣架的挂钩儿上。在他挂丝巾的当儿，司站长已把外套脱下了一半，他像是怕失去时机似的，又赶紧帮司站长脱外套，并把外套也挂在衣架上。司站长在椅子上坐下了，他的殷勤还没献完，摸着司站长放在桌角的茶杯问：“我把茶给您泡上吧？”

司站长说：“你忙你的，我自己来。”司站长拉开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一听新茶。周水明已把暖水瓶提过来，打开了软木塞，说：“还是我来吧，您把茶叶放上。”司站长说：“新茶你不会泡，水太热，一烫就把新茶烫死了。”周水明噢了一声，像长了很大学问一样，说原来是这样。又问：“那怎么办呢？”“你把瓶盖儿放在一边，敞着口凉一会儿就行了。”“那好吧。知识处处有，我今天跟司站长又学到一种新知识。”司站长说：“这是生活常识。”

和往日一样，司站长对他很和气，他至少看不出司站长对他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可是，他也看不出司站长对他有什么喜欢的地方。这使他对司站长更加佩服，还有些敬畏。人家的城府是怎么修炼的呢，咋就这么深呢！他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司站长一半的城府深度呢！他大概仍不甘心，站在司站长桌前，问今天有没有采访任务。他说的采访任务，指的是一些会议。作为一家全国性经济类报纸驻在这个省会的记者站，记者参加会议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一些专业性会议，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每月都有好几个。一般情况下，会议报道都是由司站长亲自去搞。也有个别情况下，记者站同时收到两个或三个会议通知，司站长实在忙不过来，也会让他去参加其中一个会议。周水明因此知道了，记者每参加一个会议可以领到一个信封，信封里除了已经拟好的新闻稿子，还有二百三百块钱不等，名曰车马费或辛苦费。

司站长随便从桌上拉过一张报纸翻着，说没什么采访任务。见他站着还不离开，一副俯首听命的样子，司站长便又说了几句，司站长说：“要想当好一个记者，不仅要完成规定动作，更重要的是做好自选动作，我这个话你懂吧？”

周水明摇摇头，说不太懂。他好像听说过体操和跳水比赛有这样的说法，写稿子干吗还要做动作呢？

司站长解释说：“所谓规定动作，就是报社编辑部或上级领导交给你的报道任务，这个必须按时完成。自选动作呢，就是通过你的观察和采访，自己发现、自己选择、独立完成的新闻报道。这样的报道才能真正考验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实际能力。懂了吧？看来你还需要好好学习。”

周水明到底还是把司站长的口气探听出来了，人家说他还需要好好学习，这就是给他打的分啊，就是说他离当一个记者还有距离啊！他顿时觉得头有些蒙，脚心手心都在冒凉气，腿杆子软得像站在云彩上一样。他有点讨厌自己，曾对自己说过多少次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结果还是存不住气，惹得司站长把对他的评价提前露了出来。周水明该怎么办呢？还好，他没有失去理智，没有忘记对司站长的恭维，他说：“听司站长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我一定向司站长好好学习，为司站长争气。”

周水明不会放弃努力，晚上，他买了两瓶好酒，还买了一大盘上等的进口香蕉，提着到司站长家里去了。

司站长开了门，却不接他提的东西，说：“你来了就来了，还拿东西干什么！”“没什么，我给您买了两瓶酒。”“我自己在家从来不喝酒，你一会儿还是拿走吧！”

周水明有些尴尬，他低头瞅着门口的鞋架子说：“好，我换换鞋。”换了拖鞋，他自己把礼品放到客厅的电视柜前面去了。

在沙发上坐下，周水明像是想了一会儿才说：“司站长，我觉得您今天上午跟我说的话特别好，特别重要，我已经原原本本记在日记本上了。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教诲。”

“你说得过于夸张了。”司站长说，“小周不是我批评你，我觉得你对社会上负面的东西接受得多一些。”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接受您的批评，您的批评是对我的爱护。您给我指出不足，我才好改正，才能找出努力的方向。”说完，周水明望着司站长，做出准备虚心聆听的样子。

司站长的话没让周水明完全失望，司站长认为他比较勤奋，比较刻苦，对新闻工作也比较热爱。但不要过多相信功夫在诗外，还是要在苦练内功上下功夫。既然想当一个记者，就要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能满足于发表一些小豆腐块儿，不能满足于能经常在报上见到自己的名字，只有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报道，才能产生影响，才能在新闻行业站得住脚。司站长一边说，周水明一边点头，他说好，好，记住了，他一定按司站长的话去做，争取尽快写出有分量的报道。

从司站长家里出来，司站长没再提让他把酒拿走的话，这让他心中暗喜，觉得自己给司站长送礼还是送对了。礼是什么，礼就是钥匙，你把礼送到了，才能打开那些当官儿的嘴。他要是不给司站长送礼，说不定司站长还是把嘴巴闭着，不会跟他说出实话。什么正面东西，负面东西，好酒闻着是香的，喝到肚子里是热的，谁能分清它是正面还是负面！初春天气，路边法国梧桐树上长的叶片才有猫头鹰的耳朵那么大，微风里还有一些凉意。篷大的树冠交头接耳，路灯掩映在枝杈之间，闪烁如猫头鹰的眼睛。整个下午，为筹备登门拜访司站长的事，他连晚饭都忘了吃，这会儿才觉得有点饿了。他拐进街边的一家小吃店，让服务员给他来碗面条。他以前在这里吃过饭，跟服务员说过他是记者，服务员认识他。服务员对他笑了一下，问他要不要喝点酒。他说喝什么酒，今天不喝了。面条要上得快一些。等面条期间，他把司站长说的话又重温了一遍。司站长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就是认为他写的文章都是些小豆腐块儿，没什么分量。从开始给报社写稿子起，他就听说过小豆腐块儿这种说法，人们把发在报纸上的短小文章，统统说成是小豆腐块儿。小豆腐块儿当然是一个贬义词，它不光代表小，还代表嫩，代表易碎，里面还有水分，一过夜就馊了。以前，周水明没有把小豆腐块儿和自己发的稿子联系起来，他对自己的每一篇见报稿都很珍视，都小心地剪下来，集中贴在一个专门贴剪报的大本子上，连一条二十字三十字的小简讯都不放过。他愿意时常把剪报本子看一看，并在空白处画上一些类似绿叶或兰草样的图案，以便对他的成果进行烘托。在他眼里，那些宝贝稿子跟金块子银块子也差不多，而绝不是什么小豆腐块儿。尽管司站长那样说了，他还是不愿承认他发表的稿子都是小豆腐块儿，有的稿子从所占报纸版面的面积来看，要比小豆腐块儿的单面面积大得多。不过他绝不能和司站长争辩，争辩的结果说不定比臭豆腐块儿还糟糕。剩下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危机迫在眉睫，他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尽快拿出一篇有分量的稿子来。

一碗面条没吃完，周水明就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这个决定让他有些激动，心口怦怦跳着，脸都红了。由于激动和走神儿，面条他吃吃停停，是咸是淡都没吃出味儿来。这个决定是他准备装扮成一个打工的农民工，深入到一个小煤窑去卧底，把所见所闻记下来，然后写成长篇通讯。他相信，只要通讯一发出来，肯定有着爆炸般的效果，说不定会轰动全国，很多报纸都会转载。到那时候，他就不必发愁姓司的不聘他当记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周水明听说过，西部深山窝子里有一些小煤窑，窑主派人到火车站汽车站等农民工密集流动的场所，把农民工骗走。一旦骗到窑里，他们就把农民工严密看管起来，强迫农民工像牲口一样给他们干活。他们喂给农民工饭，为的是把农民工喂饱了好有劲给他们挖煤。他们把钱把得死死的，一分都不给农民工发。谁胆敢逃跑，若被他们捉住，一律严惩不贷，轻者痛打一顿，重则敲断腿骨。这样的窑旧社会就有，那时叫做圈窑，猪圈羊圈那个圈。现在这样的窑还没人为它命名，不知该叫什么窑。这样的口头信息他听到不少，在报纸上也见过一些零零碎碎的报道。但不管是听来的还是见到的，都是间接的消息，属于第二手或者第三手第四手资料。当事者肯定是有的，而当事者在信息传播中却是缺席者，不知道他们都消散到哪里去了。由于缺乏当事者的直接陈述，那些信息就显得无关痛痒，既没有切实的分量，也不具备振聋发聩的震撼力。在这样的关头，周水明只好把自己豁出去，勇敢地把责任承担起来。

第二天上班一见到司站长，周水明就把自己的决定对司站长说了。他想说得平静些，因事关重大，个别句子说得还是有些磕巴。他以为司站长会对他的决定感到惊讶，并对他大加赞赏，然而司站长的眼皮缓慢地动了两下，在肯定了他的想法很好之后，马上提示说：“你要慎重考虑，这样的行动是要担一定风险的。”

周水明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仿佛已经上来了，他说：“风险我不怕，我反复考虑过了。为了揭露不法势力，维护农民工的利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司站长闭着嘴巴微笑一下，还微微摇了摇头，随即以严肃的表情对周水明指出两点，让周水明记下来：“一，记者站没有要求你去小煤窑卧底采访，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二，你要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自己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

周水明说记住了。“你最好记在采访本上。”

周水明拿出随身带着的小采访本，把司站长指出的两点记在了本子上。在听到司站长指出的两点时，他并没有从脑子里过，以为不过是领导对他的一般化例行交代。把司站长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往本子上记时，他才觉出这些话有些沉重了，悟出司站长话后面有话，是后话，有这些话记录在案，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司站长就可以据此推卸责任。他心里寒了一下，才稍稍冷静些，意识到自己这次去卧底的确不是闹着玩儿的。他对司站长也说了两点：“等我把稿子写出来，一定以咱们两个的名义发表；我这次卧底计划去七天，七天之后，如果我不能跟您取得联系，请您跟公安机关报一下案，让他们帮助您查找我的下落。”

“我希望你能按时回来。祝你一切顺利恐怕不大现实，好，祝你取得成功！”二去卧底之前，周水明还要回一趟家，筹备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必备的行头，要把自己装扮得确实像个农民工的样子。比如他必须穿一身旧衣服。旧衣服不一定破，不一定打补丁，但一定要旧，旧得皱皱巴巴，脏脏乎乎，而且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衣服都要旧。比如皮鞋是不能穿了，最好穿一双少鼻子瞎眼的球鞋。再比如他还要带一条早些年淘汰下来的粗布被子，把被子卷巴卷巴塞进塑料编织袋子里。另外，这次冒险行动他得跟妻子说一下，顺便跟妻子亲热一番。他已经二十多天没回家跟妻子亲热了。

他的家在一座国营大型煤矿，离记者站所在的省会一百多公里。从长途公共汽车上走下来，周水明俨然是一副记者的形象、派头和风度。他西装笔挺，穿着皮鞋，打着领带，头发抿得一丝不乱，手里提着精致的真皮小皮包。他拉开小皮包，拿出一副眼镜戴上了。他的眼睛不近视，也不散光，他戴眼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视力，也有那么一点向明星看齐的意思。他的眼镜是水晶平光镜，在阳光的照射下稍微有一点变色，变的色是蓝灰色。这样，他能看清别人的面目，别人看他的眼睛就看不大清楚。这副眼镜，是他参加一个水晶产品的推介会时主办方送给他的，据说值六百多块钱哪。他现在戴的红色领带也是厂家送给他的，领带上绣着金色小花儿，是世界名牌。周水明还没当上正式的记者，就得了这些实惠，等他真正当了记者，实惠不知道有多少呢。从国道边到矿里还有五六里路，一些开三轮嘣嘣车的司机冲他迎上来，叫他老板，请他坐车。他摆摆手，表示不坐。以他现在的身份，要么坐小轿车，要么步行，坐这等开起来扭来扭去的嘣嘣车算什么！

走到半路，周水明碰见了他当年在掘进队时一块儿搞掘进的一个工友，他先跟工友打了招呼。工友说：“嗬，周大记者！”工友向他身后看了看，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你还要什么人？”“这么大的记者，不带保镖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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