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田叫不住李排长，想起刚才同他说话时他指指耳朵，摇摇头。杨大田站不住，爬着往回撤，不一会，只觉得他身子紧贴着的大地震颤了一下，回头看，老大一股烟尘直冲云天。

他想到，阵地上还有一大箱手榴弹，箱盖刚刚打开，手榴弹整整齐齐分5层每层8枚摆在箱里。

杨大田还想起，171团3营9连3排，人数也是40。

9连撤到西门后，连长宋维钧率残部加入7连阵地一同坚守。副营长雷拯民率领这一个半连与鼎新电灯公司方向攻上来的日军激战一昼夜。雷副营长阵亡，7连连长、副连长、各排长，9连副连长、各排长，7连和9连士兵，先先后后倒在岗位上。西门阵地上，最后只剩9连连长宋维钧一人。

关于最后一个人的最后的故事，周询着《抗日时期常德会战》书载：

……城上工事几乎全部被毁，敌人见城上没有动静，满以为守军全部阵亡，乘机向城门靠拢。谁知泥土里突然爬出宋连长，他手持手榴弹，向接近城门的敌人猛掷过去，随着一声巨响，这些敌人全作了无声的凯旋，而幸存的敌兵仍踏着敌尸继续靠近城门。宋连长此时已手无寸铁，只得隐蔽在城垣角，他出其不意夺过敌人的枪，向敌射击，敌人倒在地下，然而，我们的宋连长也壮烈牺牲了。

城南：毒心毒气

全长800公里的沅江发源于贵州都匀县的云雾山，它紧贴常德城南流过时，水面宽约400米，江心水深约3米。沅江既是守城的天然屏障，又截断了守军退却的道路，余程万在部署防守时曾对团长们说：此战是背水死守。11月24日清晨，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占领了位于沅江南岸的南站后，随即组织强渡沅江，形成了对常德的第四面攻击。

原171团3营8连5班上等兵，75岁的姜兴老人回忆：

“我们连从郊外节节抵抗退到城南江边，在南门一带阻挡敌人进犯。

日本的炮很厉害，工事被破坏得很严重，弟兄们在乱砖碎石中顽强防守，顶了两天一夜，全连已经不足30人了，许多人是裹伤战斗。

“那天上午天阴着，零零星星地下着小雨。敌人又炮轰阵地。3排长姓尚，军校毕业生。他最先发现敌人又使用毒气，在迫击炮弹中夹着毒气弹，他一边在阵地上跑一边喊：‘快戴面罩！’

“我在1941年上高会战光复泗溪战斗中过一次毒，毒气烧伤了肺，一个多月后才恢复。那一次全连有30多人中毒，轻重不一。在上高会战和另几次战斗中，敌人不到万不得已不施毒气，但常德会战就不是这样，只要风向顺了就放毒！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这般狠毒。

“听尚排长喊，我赶快把背在身后的防毒罩打开套在头上，但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面罩被弹片打了一个小口子，漏气。当我摘下防毒罩转身从死去的弟兄身上取一个时，已经有了呼吸困难、肺里火烧一般的感觉，我知道已经中毒了。

“如果那时候心慌，到处乱跑，那肯定就完了。我沉住气，屏住呼吸，将那只漏气的面罩戴在头上，用手紧捂住损坏的地方，原地坐着，慢慢试着呼吸。那时憋得我真想宁可不要命了也要痛快地喘几口气，心里恨透了日本鬼子。

“我听见阵地上枪炮声响了好一阵子，心想：阵地完了。

“后来才知道是下雨救了我一命，毒气在雨天失效快。我蜷在一个掩体中憋了两个多小时，头昏昏沉沉。等恢复呼吸时，恶心又吐不出东西，不敢深呼吸，头痛得像要爆开，眼睛也模糊得看不清东西，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我硬撑起身子看一眼阵地，看见有一些鬼子兵进城门向城里走。

我在一片尸体中躺到天黑，摸着爬出城，沿河向东走，躲躲藏藏，走了4天，才脱离了危险。

“中过毒算不算战场负伤？我从40岁后肺就不好，60岁以后一直是肺气肿、气管炎、肺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安慰自己：比起死去的弟兄是捡回条命，人活70多也不算少了……”

姜兴老人说，犯肺病时就想起日本人的毒气，两次中毒，使他今生今世再难同日本人化干戈为玉帛。听说北京有人进行民间索赔活动，他到处打听，想在“亿人大签名”中签上自己的名字——以抗日战争中负伤老兵的名义。

自解放后，老人坚决抵制日货，不用一件日本人生产的东西。直到1989年，当他得知家里那台使用了8年的名牌国产彩电机芯是日本生产的时，无奈地叹了口气：“40多年了，也许那些事情真的是应该过去了。”

沅江北岸。沿岸望去是满目掩体、战壕和碉堡的废墟。171团直属特务连手枪排上等兵田景昕随两个班士兵保护团长杜鼎指挥反击战斗。他在这里看到了至今不能忘记的一幕。

从江岸阵地到中山南路、下南门，到处横陈着中国士兵的尸体，弹坑和炸点附近随处可见残肢断臂。死于枪炮的人鲜血凝结为黑褐色，而亡于毒气的人则脸色乌青，嘴唇发紫，许多人在死亡前撕碎胸前的军装、抓烂胸口的皮肤，表情极痛苦。

田景昕说：“有好多人死了眼睛还大睁着，嘴大张着。他们死不瞑目，还在看，在喊！”

他们在向今天的人喊！

他们在看我们在今天做什么！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战斗要报》载：

敌惨无人道，使用毒气次数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

据这份文件统计，日军在常德作战使用毒气74次，毒剂种类以“窒息性”、“糜烂性”、“喷嚏性”为主。在常德城区，日军6次以毒气作为攻陷守军阵地的主要手段，我军中毒者伤亡逾千人。

日军在常德作战中不但使用毒气“为抗战以来所仅见”，而且还在1941年11月4日用飞机空投大量感染鼠疫的跳蚤，使常德成为日军侵华战争中极少数受细菌武器攻击的城镇之一。此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当时的湖南省卫生处主任技正邓一韪，以防疫特派员身份率防疫人员前往鉴定疫情，组织防疫。解放后，他撰写《日寇在常德进行鼠疫细菌战经过》一文，详细记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日寇这一滔天罪行及对常德人民造成的严重伤害。文章刊于《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在文章中，邓一韪老人对国民党政府当时未在报纸上揭露日寇这一罪行和抗战胜利后未向远东国际法庭就此提出控诉深感困惑和气愤。

11月26日，常德战火由城垣烧向城中。晚7时，57师司令部统计各团、师直属队战斗实力。统计显示：全师战前8315名官兵，至目前尚能战斗的，含各级机关、指挥员，只有936人。

师长余程万下令：“自即刻起，所有排、连、营长，均不得变更位置。”最坏的情况已不再是一种预料，而正在变为现实。

余程万将师直属各单位人员的大部分编入各团，将炮兵团那些打光了炮弹和打坏了火炮的炮兵百余人编入步兵。他来到城内3个急救站，动员出50余名尚能拿枪的伤员返回阵地，而阵地上的士兵们已很少有不带伤的了。

此时，常德城悬在一根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无线电台天线上。看不见摸不着的无线电波维系这座孤城，支撑着这支孤军的心。

六战区长官孙连仲电：

奉委座面谕，此次保卫常德与苏联斯大林格勒之役保卫战价值相等，实为国家民族之光荣，各有关援军即到，务必苦撑到胜利为盼。

九战区长官薛岳电：

岳以大军援兄，敌必溃退，望传令将士，坚守成功。

日军一寸一尺地逼近，守军整班整排地牺牲，57师上至师长、下至士兵，所有人都想到过人尽城破的终局，但守城任务怎样完成，如何能让死去的战友瞑目？

援军，援军啊！此时你们在哪里？

10孙明瑾最后一电

援军在路上疾行；援军向常德方向攻击前进；援军在与日军阻击部队激战中；援军伤亡惨重，损兵折将！

日军攻占常德的意图明朗后，军委会先后调动第10、44、58、73、74、79、99和100军共8个主力军由不同方向对包围常德的日军进行反包围，试图像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求心攻击”，歼敌于城下。但常德不再是长沙。

44、73和74三个军在作战初期受敌重创，79、99军在常德以西被日军分别包围追打，自顾不暇。鲁道源58军气势逼人，无奈距离太远，马不停蹄却也不能立即到达战场。王耀武得蒋介石旨意不敢将100军拉上去硬拼，所以军委会地图上的8个军，落实到战场，标在日军司令官横山勇作战地图的，只有一个第10军。

第10军军长方先觉，下辖周庆祥第3师、朱岳190师和孙明瑾预备第10师，横山勇心里清楚，第10军是蒋介石中央军嫡系之一，武器精良，战功卓着。

在常德会战过去整整50年之后的1993年，笔者收到了一封从遥远的海南岛寄来的信，由于来信者看到笔者的另一本反映抗日战争的书，特地与笔者进行交流。他希望我能继续写反映伟大抗日战争的书，“让青年人知道八年抗战的艰苦”。

信中说：他名叫符能，抗战期间曾作为第10军190师570团2营重机枪连少尉排长参加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

在写这部湖南抗战的书时，符能老人自然成为我的采访对象，由于他住在海南，我们多是通过书信进行交流。

那段历史真正的作者，是符能和他的战友们。他们是用鲜血和生命来书写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字的。

关于第10军增援常德，老人在寄给我的回忆材料中写道：

“战前，我们军部驻扎长沙，各师在湘潭至衡阳铁路沿线。方先觉将军命令我190师三日内赶赴常德。

“三天中，我们日夜急行，经湘潭、宁乡、益阳，通过桃花江来到距离常德8公里处时，天至黄昏。我们休息开饭，不远处有零星的三八式步枪声。敌人很快发现了我们。朱岳师长站在一个小高地，口头下达命令：

570团占领罗汉山，569团占领左80高地，568团在师部附近当预备队，师汤参谋长交代中校作战参谋王深写作战命令，写完后加盖师长印章就送到各团。

“那一带是树林密布的丘陵地，看不见敌人的活动。天黑下来，我团萧团长以3营9连为尖兵连，全团展开战斗队形，跑步向罗汉山顶强攻。

“山顶只有敌人小股警戒部队，挡不住我们的攻势，狼狈逃跑。我们冲上山顶后，萧团长开始分配阵地，我们重机枪连分别配属到各连在山脚下的阵地，我留在山顶营部，由营长直接指挥。

“这时，我听见常德城区枪炮声彻夜在响着，不时有爆炸的闪光和燃烧的火光。

“当面的敌人用轻机枪向我们扫射，我们也用机枪回敬敌人，我们师的轻重机枪都是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应为我国由苏联购买的——笔者注），我们使用的苏制轻机枪有一个圆弹盘，能装50发子弹，枪筒比其他轻机枪长10公分。有效射程2500公尺。我们向敌人连扫一盘子弹，枪声在静寂的夜里非常响亮，压倒了敌人的枪声，士兵们非常高兴。

“营长杨绍臣是行伍出身，打过多次大仗，由士兵晋升至少校营长，经验丰富，他听出敌人是在打壮胆枪，并没有马上进攻的意图，就让传令兵告诉4连陈连长，没有命令不要乱开枪。果然，枪没再响起。我们固守着罗汉山直到黎明。

“我们在晨光中吃完早饭，萧团长在山顶召开军官会议。团长说：今天我们奉命攻击前进，解救守常德的友军57师，要服从指挥，不怕流血牺牲，坚持到胜利。

“萧团长说完，由冯正之副团长指示部署。冯是青年学生出身，北伐时入第4军。他平时对我们训话时文质彬彬，像文人，但在战场上指挥能力很强。他说我们攻击战斗一定要完成任务，否则要砍头。现在时间紧，不能多说话，请大家注意听作战命令……“从作战命令中我得知我师左边是预10师（师长孙明瑾——笔者注），我们后方益阳是军部。

“军官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阵地，杨营长口头向各连下达命令，由书记官记录，抄写盖印后发给各连。

“我们亲眼看见敌人在对面山林中构筑工事，我们在阵地上等待命令，没有开火。过了一会，朱岳师长带领汤参谋长、作战和情报参谋等十几人来到团指挥所，向萧团长了解准备情况后下令进攻。

“刹那间，全团10门82迫击炮、9挺重机枪和几十挺轻机枪一齐开火，我团1、2两营和3营一个加强连猛虎般扑向敌人阵地，朱师长在罗汉山顶用望远镜视察战况，他对萧团长说：‘570团是能战的。’

“朱岳师长在历次战斗中都亲身在前线指挥战斗，经常在危急时去第一线指挥，鼓舞官兵士气。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他举起右手喊冲锋，敌人的子弹打中右手拇指，血流如注，手枪落在地上，他仍高喊冲锋。平时，师长常下到连队和连排长谈心，解决了不少生活问题，很受下层官兵的爱戴。

“我师的攻势不断进展，敌人受到城外和城内的夹击，十分恐慌，调集攻城的兵力转而攻击我们第10军。

“我团1营攻占当面敌人据守的一个高地，2营以猛烈火力掩护3营匍匐前进，通过一片狭长的旱田地带。走在3营前面的9连遇敌人火力拦阻，朱连长负重伤，士兵伤亡20多名。

“将朱连长抬到团指挥所时，他已不能说话，子弹打中面部，萧团长指示立即将朱连长抬下去救治。3营进攻受挫，冯副团长向萧团长建议以3营的加强4连与3营同时攻击。

“4连是全团战斗力较强的连，杨营长接到命令后，即命4连由一条没有水的沟出发，向旱田地带强攻。

“4连的陈排长是我的黄埔同学，他率领全排冲在前头，敌人猛烈射击，子弹将陈排长打倒在旱田中央。

“4连和3营同时向敌人猛攻，敌人拼命抵抗，我前进连不断有士兵伤亡，但战斗没有停止。

“因为陈排长冲得很靠前，所以他受伤后很长时间后面的士兵们不敢上前将他抬下来。到黄昏时杨营长命令快把陈排长抬回来，否则砍4连长的头。刘副营长命令机关枪、迫击炮向敌人猛打，乘敌人火力被压住，几个士兵将陈排长抬出旱田，抬到营部。

“我立即去看陈排长。子弹打中他的腹部，衣扣被打碎，小肠已流到外面。

“我问他：‘痛苦吗？’他声音很轻微地说：‘符同学，我不行了。

请你将我的黄埔军校毕业证书和军人手续寄回我家，留做纪念。’

“我的眼中涌出泪水，安慰他说：‘你去益阳军部医院治疗，会好的。’

“军人流血不流泪，枪炮声在耳边不断地响，他的毕业证书由他带去医院，我举手同他告别。

“天黑后伙房送上饭来，每人抓一个饭团吃，没有菜。拂晓时团长命令攻击。569团已经在右侧包围了敌人，我团2营和3营攻过旱田，接近敌人守着的山脚。率我营攻击的刘副营长大喊冲锋，快冲到敌人阵地时，四五十个敌人冲过战壕向我们反扑过来。我们的手榴弹在敌群爆炸，敌人扔下二十多具尸体向山上退却。

“这时我正在山顶营部杨营长身边，在向敌人猛烈冲锋时，传令兵跑上山顶向营长报告，刘副营长阵亡。

“我带领的山顶重机枪阵地被敌人发现，敌人用平射炮连续打了几十发炮弹，有3发落在我的阵地。我提前喊‘卧倒’，但中士班长王勇和射击手阵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