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中秋节，桌子上除了我喜欢的花瓶，就是弟弟喜欢的各色食物了。这都是些在秋天收获的果实，苹果、柿子、栗子，还要摆一些面团子。雪白的面团子要用红绿色点几个点。

弟弟像只馋嘴的小猫，总是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去吃盘子里的东西。父亲装作看不见，等他刚拿起一个金黄的柿子，就一下抓住他的手，惹得全家大笑。母亲就从屋里拿些东西对弟弟说：吃这些吧，盘里是敬奉“月友”的。那天，月亮被称为“月友”或“月客”。

但是那个中秋之夜，我却是在悔恨、自责与痛苦的泪水中度过的。深夜的时候我想，这时他的灵魂该回到广岛家中了吧。

我的丈夫近藤三郎，是在昭和十二年秋天来华的，也就是发生了中国事变的1937年。他的部队番号是第101师团103联队。

三郎体格强壮，一表人才，被分配去当了机枪手。那时候的人都知道，出国作战的人都有很大的危险，我们町中就发生了一个姓秋田的，让儿子用斧头砍掉右手食指逃避打仗的事情。那年夏天，在三郎报名参军的时候，我的母亲对我说：你应该同三郎结婚，这样他就会安心地为天皇出征，万一到了生死关头，他也会少一些牵挂地从容赴死。

我的父亲当时是裴中町的町长，有很高的威望，我是她唯一的女儿。三郎的家庭是相传了四代的教育世家，他的父亲是本町中学的校长。

在三郎穿上威武军服的第二天，两家人为我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广岛县的知事和军队方面的长官都来祝贺，还有一位记者来访问了两位父亲和我们。

几天后三郎就到了军营中参加训练。临走前的晚上，我们彻夜未眠，我把一针一线给他绣的吉祥符戴在他胸前说：“请你为了天皇和近藤家族的荣誉，勇敢地作战吧，拜托了！”

刚刚进入秋天，他就走了。临走之前不让回家，我是在送行的人海中看见他的。当时我挤在前边，离他只有10米远，我在潮水般的欢呼叫喊中叫他的名字。他仿佛听见了，头稍朝旁边歪了一下，但没有看见我，就向前走过去了。我的泪忍不住流，流了很多个夜晚。

但是直到现在都非常后悔，那次我为什么非要去中国呢？

那是昭和十四年（1939年）夏天，政府要组织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慰问团去中国，我疯了一样到处求人帮忙，一定要参加慰问团去中国。我的父亲和三郎的父亲起初不同意，但后来竟是京都的人同意了，因为我是町长的女儿，与三郎结婚的消息上过报纸。

慰问团乘船渡海，先去了南京，分为两路，我在南路，乘火车到了武汉。我们在一些部队召开恳谈会、报告会、发慰问品，还参加了南昌方面作战有功人员的授奖仪式。一位将军说，即将在湖南进行一次有限的作战。在参战部队中听到广岛101师团，我的心一阵急促地跳动。

于是我请求代表广岛县去101师团慰问将士，几天后武汉方面同意了我的要求，但要求我一周内返回，因为湖南作战已开始了几天，101师团担负艰巨的任务。

我搭乘司令部的汽车到咸宁，又换乘101师团的汽车来到103联队。下车前就听见远处传来时缓时急的炮声，沉闷的声音像春天的雷。

103联队的联队长是家住广岛县南部港口城市尾道的清水君，故乡人见面自然十分亲切。我将要见三郎的愿望告诉他后，他说三郎所在的中队配备给辎重部队运送给养，不在驻地。但他同意我在其他几个大队进行慰问活动后去见我的丈夫，毕竟是千里寻夫，也许应该说是万里寻夫。清水君笑着对我说：“真像一个古老的中国故事中所说的那样。”

我很高兴，两天中走了三个大队。同将士们见面，说些鼓励的话，介绍一些家乡支援前线的事情。士兵们向我报以欢呼和热泪，许多人托我带信给家中。我想赶快结束我的工作，好去与丈夫见面。

在这时，103联队接到任务，要南下到一个三省交界的地方。清水联队长接到了要我回去的电话。我说一定要同丈夫见面，从工作上说，其他大队都去过了，如果不去三郎的大队，那里的官兵们该多么失望！

也许是后一条理由起了作用，清水君打电话给上级，说了半天，放下电话时笑着说：“你这个任性的娇小姐呀！”

在关我的那间房子里，在中秋节的那个夜晚，我不敢去想，却又不由自主地一遍一遍地回想那可怕的一幕。

赶到三郎驻地的那天是9月27日，日本的中秋节。我为这个巧合而高兴，想好了临睡觉之前要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

见面时，三郎已经知道我要来，在其他人面前，他不好显得太高兴，但我能看得出他是多么盼望着我哪怕是早一分钟到来。

他似乎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又瘦又黑、一身疲倦，而是好像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嘴角的胡须变得硬了，更像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了。

三郎的小队长是三原人，他安排放三郎两天假，但大队刚刚接到任务，为随大部队进攻的辎重车担任警卫。车队和大队一走，就没有了驻地，所以无法留下来。于是我就穿上一身军服，把长头发挽进钢盔中，和他一起乘上了做收容的空车，跟在运输队后面。

车一开动，我俩的手就紧握在一起。司机笑眯眯的，故意将脖子往前伸，不看我们。可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三郎伸出胳膊，将我揽在身边，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在急跳。

车队向南走，道路都被破坏了，汽车在坦克压出的辙印和临时平整的路上摇摇晃晃，颠颠簸簸。不时听到枪声，我向车窗外看，三郎轻松地说：没有事的，离得还远呢。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乘坐的收容车坏在路上，需要更换一个什么部件，司机拿出一堆工具，打开车头的盖子修了起来，前面的车越来越远，这辆车只剩我们夫妻、司机和车厢板上两个士兵。

在听不到前面汽车的马达声，周围死一般地寂静时，我心里害怕起来，紧紧地抓住三郎的胳膊，出国后第一次感觉这片土地的陌生。这山、这水、这树，全都那么陌生。三郎安慰我说：

“别害怕，我刚来时也有这个感觉。”这时我真想把三郎带回日本去，永远不再来。这里不是日本人的家。

到后来，就发生了最悲惨的事情。我听到了枪声，仿佛是从四面八方朝这辆汽车打。三郎让我趴在司机室里千万不要动，他拿着枪跳下车去。我喊了声：“当心呵！”他没有回答。

我心里害怕极了，全身在抖，听见三郎和车厢上的士兵放枪，还听见三郎叫喊：“树后面！树后面！”我不敢抬头看，事后知道自己在战争中原来是这么懦弱无力。司机室被子弹打出很响的声音，有一个人在喊：“我中弹了！”不是三郎。

不知过了多久，枪声停了。我像在梦里，轻飘飘地走下车来。四周是一些陌生的面孔，目光中只有仇恨，许多枪对着我，不说话。

我在汽车后轮旁找到三郎，他倒卧在地上，肋部、后背都在流血，一动也不动。

我跪在地上，将枪从他手中拿开。我痛恨所有的枪，永远。

我抱他转身面向我，擦去他脸上沾的泥土。他的眼睛没有闭紧，像有时睡觉时一样。那一瞬，我的脑子有些麻木，想哭却没有泪。我摘下钢盔，让长发垂在胸前。我让他最后看一眼他的妻子，他的从很远的家乡来看他的妻子。我将嘴附在他耳边，轻轻地对他说：三郎，咱们回家。

——《不堪之回首》东京艺羽书屋1969年版。

月华篇之四：家宴

重庆，黄山别墅。每扇窗户都被双层厚窗帘遮蔽得不透一丝光线。今夜的主角从东方山谷姗姗登台，橘红的月色使人感觉它还没有从一昼的沉睡中完全清醒。无力的月辉洒在这座建筑的屋顶、阳台和附近的山坡、路口、树丛上。荷枪的黑影捕捉寂静中的每一丝声息。只有在距离很近时才能看得见月亮印在钢盔上的点点光斑。墙壁以内却是另一番天地。前厅、客厅、餐厅灯火通明。以菊花为主的各色花卉开得正好，留声机低声播放着一支欢快的广东音乐，一切都给人浓浓的佳节的喜气。

蒋介石身着一袭黑色绸质长衫走在前面，与衣着典雅的宋美龄一起，引客人们谈笑着步入餐厅。餐桌前，宋美龄微笑着，熟练地将客人安排在适当位置，身穿洁白制服的服务人员身手麻利地侍候客人落座。

这是蒋介石的中秋家宴，除少数几位军政要员，多是自家眷属。客人和亲眷们都看到蒋介石今晚心情愉快，他笑容满面地说着一些轻松的话题，话也显得很多。

1939年9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3个年头，在经历了战争初期巨大的动荡与混乱之后，政府和军队逐渐稳定下来，适应了这场在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各项工作开始走上轨道。

按照军政部长何应钦这个月13日向中外记者报告国情时公布的数字，中国被侵华日军占领的区域为12个省市内的521个县。日本帝国主义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不久前的8月30日，宣誓就职仅8个月的日本平沼内阁宣布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的前任近卫文麿也是因为他所领导的政府工作，主要是中日战争的既定目标未能兑现其向国会夸下的海口，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恶化而不得不提出总辞职。前几天在王芃生向蒋汇报日本最近政局时蒋说：“近卫说3个月灭亡中国，3个月不行，3年也不行，不知30年、300年行不行。平沼拿不出办法，8个月就下台了，阿部有没有好办法？他当首相能当多久？”果然，平沼之后继任日本首相的阿部信行，只4个半月便也以内阁总辞职灰溜溜下台了事。

今晚的餐桌上多是蒋介石爱吃的江浙菜和川菜。蒋介石不喝酒，只是为了招呼客人而象征性地端端杯子。席间，大家事前约好似的谁也不谈国内战局和国际形势，天南地北，不着边际地闲侃，避免一不小心将话题引到重大的和使人不愉快的内容上来。

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已经有国外报纸的记者和评论家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令人听起来既新鲜又兴奋还有些令人恐怖的名词。中国外交工作在近一时期十分活跃。4月，驻美大使王正廷代表中国与美国银行洽妥2千万美元借款。5月，斯大林复电蒋介石，表示愿以军火交换中国的茶叶、羊毛、生皮等货物。一个月后，第一批包括火炮、重机枪在内的轻重火器便由新疆和蒙古的秘密运输通道运抵中央军在前线作战的部队。8月，顾维钧、郭泰琪、钱泰代表国民政府出席国联第19届大会，在国际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呼吁世界和平力量支持中国抗战。之后不久，英美两国的民间组织发起了“中国周”活动，敦促政府援华。一批批志愿援华抗日的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中有医生、记者、军械工程师，甚至还有要求直接到前线去作战的退役老兵。

“如果能把美国拉进这场战争来就好了。”蒋介石通过宋美龄平日的潜移默化，对大洋彼岸的那个富裕发达的年轻大国浮想联翩。于是他在中秋之夜谈起美国，谈起他与罗斯福总统因“桐油借款”而互通的书信。

那是去年10月，宋子文飞去美国，以中国特产而美国缺乏的桐油为偿还实物向美国借款。中国提出的借款数字为4亿美元，美国答应的数目为2500万，听之令人顿生“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之感。不过毕竟是借到了。有第一次便会有今后的无数次。宋美龄曾轻声对蒋说：“在动员美国援华抗战方面，我会有所作为的。”蒋介石在微笑着回以“谢谢夫人”时并没有想到，正是在这件一诺千金的事情上，他美丽的夫人表现出的非凡才华将令他刮目相看，而且为中国女性在世界上争得了不泯的光辉，宋美龄个人也因此到达了人生辉煌的顶点。

窗外，饱满的月轮已步上中天，金灿灿地将光芒泼洒在无边无际的中国大地。

4抚摸原始

那份最直接反映第一次长沙会战面貌的第九战区上呈重庆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关于湘北、鄂南作战详报》，如今静静地躺在南京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那浩如烟海的国民政府军政档案中。

这份文件汇集了参战各师、军、集团军分别上报的作战详报。不幸的是，随着岁月的迁延和人为的破坏，这份极其珍贵的资料如今已经严重残损。我们只能通过它的碎片残章，去想象那场惊心动魄的血战。

全宗号：787；卷号：8806；份次：共3宗；年代：1939。

标题：第一次长沙会战关于湘北、鄂南作战详报那层覆盖在文件上使它不清晰的东西叫做“时间”。

透过这层使整份文件变得模糊的混浊，看出封面上这样的字迹：

“二十八年10月24日。急。渝。委员长蒋。饔密。奉司令长官薛转钧座。”这些字以极工整的蝇头小楷写在宣纸上。

宣纸色泽已呈暗黄，枯脆，稍不注意便会碰碎。文件中有些已碎裂的页码，残存的部分贴在白纸上，无法呈现原来的内容。

一页页翻下来，纸页中涌出一股刺鼻的焦苦、辛辣、腐朽混合的气味。有的原稿宣纸有明显的火烧、水浸的痕迹，大量碎片贴在白纸上，找不到原稿的编列顺序。

“……新墙河亘鹿角磊石山一带守正面百一十余里……”

“敌十三、三十三师团各一部波田支队陆战队及炮骑工兵共……”

“……开始向我攻击先以炮……工事悉数被毁乃以步兵冲锋赖我官兵咸报与国土共存亡之……”

“……并升气球指示炮击……我军冒着炮……将之击退尸填满河水为之赤……”

“师伤亡亦达千余……未能予敌以更大打击歼……内疚实深除极力整训部队待命杀敌……”

“……攻击伤亡惨重乃集中大量兵力……炮声之密有如连珠炮数小时后……施毒气王街守军全数壮烈牺牲遂被突……赵公武顿首十月十五日”

赵公武是张耀明52军第2师师长。这个师在战中先守沿新墙河一线，后退至枫浆桥东北地区再次阻敌，10月6日以后又由杨林街、大荆街一带向西侧击南进的日军。这几仗下来，全师伤亡大半。

一张白纸上贴着一只当时信封的碎片，隐约可辨“长沙1263张耀明”、“湖南金井航邮”、“作战经过由……”等字样。那枚邮票十分完整。现在该是邮中珍品了。15厘米见方，中间是孙中山头像，下书“中华民国邮政”，上角右为“伍”，左为“分”，下角各一“5”。

我坐在宽敞明亮的阅档室长桌前，呆呆地不能继续思索。这些就是留给后人的关于那场大战，关于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国军人的热血和生命。

我用也曾拿过枪的手，轻轻抚摸那一页页来自很远年代的文字，它们冷冷的，没有一丝气息。

5日军撤退，形势陡转当八月十五的那轮明月融入朝阳的金红色光辉时，覃异之195师已赶到福临铺一带的崇山密林中。

按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命令，195师要在以福临铺为中心，距长沙40公里至70公里地带迅速构成新的防线。迟滞日军向南的进攻，为其他部队在长沙周围的集结部署赢得时间。

虽经过一夜行军，部队依然精神饱满。提前到来的参谋长给各团划定位置，部队立即投入工事构筑。

195师在新墙河一线的坚守已经为这支初次上阵的部队奠定了初步的光荣。“一战成名”，全师上下人人叫响这个口号，集体荣誉中也有个人荣誉。荣誉和成功，这是军人和军队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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