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又一代人，在无形的压力下艰难前行。

什么时候才能解脱？

现在的家长，每天担忧的大都是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能不能考上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的择职……

在我小的时候，家长们担心的是孩子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五十年代初出生的那批高中生，应该是第一批去农村接受教育的学生，大家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地去，以为真的可以去修一修地球，像愚公移山那样，到一个不同的世界玩一玩，把那边改造一下就回来，不曾想，地球可不是想象中那么好修，这个世界可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玩，而且，这一去就没那么容易回来了。

没有吃过苦的城里孩子，到了乡下，而且是刚刚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一贫如洗的乡下，除了哭爹就是喊娘。

城里的父母再怎样心痛，除了托人捎些吃的去，便也无能为力。没有政策，怎么回得来？

那会儿，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怎么办？父母便开始让还没毕业的孩子们学习各种技艺。文艺和体育是那个时代大力提倡的，毛主席的革命指示需要文艺宣传战士去传播；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让所有的孩子们拿起了乒乓球拍。人们看到了希望，尽管这希望如此微弱，但这是唯一可以不去农村的另一个出路了。

做父母的拿出所有积蓄，给孩子买笛子、小提琴、二胡、琵琶、扬琴、唢呐……你去想吧，除了钢琴这种买不起的西洋大件儿，各种民族乐器都齐齐上阵。放学后，如同贫民窟一样的职工宿舍区里，各类乐器声此起彼伏，那样的情景和画面，现在想来都是多么地浪漫，多么地生气勃勃。

乐器在孩子们的嘴里和手上都变了调，比乌鸦的叫声还要难听，但那声音里的执拗和希望，是今天弹着钢琴的孩子们所没有的。再加上乒乓球的“啪啪”声夹杂其中，真的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家的钱，都被姥爷买烟酒茶糖和花卉盆景了，而且每月还要向邻居借钱，所以，就没钱再给我买乐器了。

姥爷自己倒是有一把京胡，偶尔高兴了，也会“咿咿呀呀”地拉上几段。但那个时候，只能唱革命样板戏，传统京剧都是“毒草”，姥爷又不喜欢现代京剧，京胡，也就在姥爷京剧界的朋友来时用一下，还不敢大声，怕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汇报。

姥爷教我的“苏三起解”，至今不忘，有时我也会把京胡当小提琴那样举着，模仿学小提琴的邻居姐姐的样子“滋啦滋啦”地拉起来。

我们家前排的一个大姐姐，戴着大红花，提着暖瓶和脸盆上山下乡去了，接她的卡车就停在大院的门口，敲锣打鼓的，我们都跑出去看热闹。

车上全是戴着大红花的哥哥姐姐们，邻居姐姐在卡车上哭，她的父母在卡车下哭，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从那以后，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开始拉手风琴，一个吹唢呐。音乐从他们家的窗户飘到我们家的小院，陪伴着我们的三餐，我们也就把它当成了火车声，耳朵自动封闭，慢慢地，就不觉得那么刺耳了。

虽然那会儿我还小，可姥爷看着家家户户齐动员的样子，也不免担心起我的未来。姥爷的朋友曹老师，劝他放宽心，他用仿佛可以预测未来一样的声音很有把握地说：

“唐大爷，您老不用担心，我敢跟您打保票，到小文丽长大的时候，孩子们就不用再去上山下乡了。”

曹老师的这句有关中国未来的话，让姥爷看到了我的希望，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可即便如此，曹老师也只是个美术老师，还是个“右派分子”，自然也不能把他的话当做最高指示。看着不断地有人上山下乡去了，姥爷又开始担忧起来。

陆陆续续的，我们家里也来了一些上海知青。

妈妈所在的蚌埠铁路分局，属于上海铁路局管辖。所以，妈妈在上海铁路系统的同事，请她帮忙关照他们下放到安徽来的孩子们。

坐火车从上海来到蚌埠，在我们家借住一宿，第二天再坐长途汽车去乡下。这些操着上海普通话的哥哥姐姐们，个个细皮嫩肉的，别提多洋气了。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带来的“大白兔奶糖”。

姥爷对我的未来忧心忡忡，曹老师却劝他放心：到小文丽长大的时候，孩子们就不用再上山下乡了。

我们家只有两间小屋，这个时候，姥爷总是毫不犹豫地让出一间屋给那些素不相识的知青，自己跑到爷爷奶奶家凑合一夜。

有一天，邻居李大娘家来了一位亲戚，是市业余体校的体操教练，姓史，性格爽朗，笑声能传出几百米。

正是她的笑声引起了姥爷的注意，哪个女人如此放肆？真是妇女翻身得了解放。

走过去一看一聊，姥爷也跟着一起笑了。

姥爷笑，是因为他最心爱的小外孙女终于有出路了，可以跟着这个史老师学个一技之长，还不用花钱，学好了，就不去上山下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