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兰亭大大，因为是地主出身，解放后被划作“四类分子”，也就是“反革命”。

他在铁路工程队做电工，家里有老母亲、妻子和五个孩子，全家就他一个人工作，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

可是，他这个人，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有气节。

他总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爱说笑话。每次来我们家，都会带来一两个笑话，而我总是缠着他再多说几个，姥爷便会阻止我：“让兰亭大大歇歇。”

兰亭大大一到吃饭的时间，立刻站起来就走，还总是笑嘻嘻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家有醋溜鸡丝、松鼠桂鱼，还有梅菜扣肉，不回去吃多可惜。”

这么好吃的东西，不吃太可惜了。

兰亭大大每次来我们家，姥爷都特别想挽留他吃饭，可每次都留不住。临走时，他也总不忘眉飞色舞地描述一番他们家今天又准备了什么好吃的，每次都不带重样的，好多连听都没听说过的美味，馋得我直想流口水。

我就忍不住劝姥爷：“你以后就别留兰亭大大了，人家家吃得比我们好多啦。”

姥爷摸摸我的脑袋，告诉我：“他们家其实很困难，八张嘴就指望着他做电工的那一点点工资，能不能吃饱饭都成问题，哪来的鱼呀肉的。他回到家里，有没有得吃都难说呢，所以我总想留他吃饭。”

“那为什么你每次留他，他都不肯在我们家吃饭呢？”

“兰亭大大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因为出身不好，加上贫穷，所以他不愿意让人瞧不起。”

“他怎么知道那么多好吃的呀？”

“人家以前是过过好日子的。”

兰亭大大会画画。姥爷把自己珍藏的一套《芥子园画报》送给了他，他感激万分，主动提出教我学画画，我因此去了他家。

那真是像姥爷所说的景象啊，家徒四壁，家里每个人都清瘦无比，除了他在笑，没有人笑。

以微笑面对苦难，以乐观的精神面对人生的灾难，这就是兰亭大大。像兰花一样，亭亭玉立。

长大以后，每当我遇到困境，总会想起，兰亭大大笑嘻嘻地描述他们家有鱼有肉、有鸡有鸭的得意的表情。

姥爷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世界，他们善良、正直、高洁。

长大后，每当听妈妈说起他们中的某一位又离开了人世，我都很难过，仿佛我的童年岁月也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失了。

△二

曹老师是个美术教师，也是个“右派分子”。被打成“右派”，跟他的个性有很大关系。

我们家的很多照片都是曹老师拍的。他对喜欢的人，就热情相待，毫无保留；对不喜欢的人，就理也不理，不管你是领导还是百姓。对于不满的事情，一定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嗓音洪亮，态度坚定，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个性，在“文革”时期，是一定会吃亏的。

所以，“右派”的帽子还算轻的。他却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该发表的意见照发表，该不理的人照不理。

这样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常常会让你在他面前觉得自己活得不够纯粹，而他那蔑视一切的表情，也让你觉得你的缺点全被他看出来了。

我其实是有点害怕曹老师的，总觉得他不屑于理我这样的小孩。可我又被他的个性吸引，所以，每次他来我们家，我都喜欢待在姥爷旁边听他说话。

“唐大爷，你那个枸杞是假的。”

这桩骗局，就是曹老师揭穿的。别人尽管知道但都不敢说，可对曹老师来说，有什么不敢说的？

“唐大爷，您老放心吧，要不了两年，国家是一定会变的，到时候，孩子们就不会再下放农村了。”

这个远见也是敢想而不敢言的，对曹老师来说，又有什么不敢言的？

许多到现在都不敢写下的言论，曹老师都敢说，他说：“怕什么？谭嗣同不就一死吗？”

曹老师手把手地教我画过几次画，以至于到现在，我都热爱画画。

他教我怎么画盒子，把一个平面的东西画成立体的；怎么画桌子和椅子，它们的透视关系是怎样；他帮我打开了一个过去从未意识到的空间——世界从此由平面变成了立体。

可惜，后来姥爷过世了，我就再也没跟曹老师学画画了。

高中的时候，我代表学校参加市运动会的跳高比赛。正在我全力拼搏的时候，一个人拍下了我跨杆的瞬间，那是我唯一一张参加运动会的照片。

这个人，就是曹老师。

△三

良顺叔叔那时候几乎“长”在我们家了，他是“裴多菲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每次，他都是第一个来。我们还没有吃完晚饭，便听见他的男高音在小院门外响起：

“唐大爷！”

良顺叔叔是姥爷最年轻的朋友之一，那会儿也就是二十来岁。

上中学的时候，因为铁路中学在很远的地方，我们院子里的男孩子们都扒火车去上学。良顺叔叔就是在一次扒火车的时候，从火车上掉下来，被轧断了一条腿，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良顺叔叔也是电影《我们天上见》的主要演员。

我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之一，也是想把姥爷生前的好友放在电影里，让他们永远都不会消失。

以前每次听到妈妈说，那个大大不在了，那个伯伯走了，我的心里都很难过，仿佛岁月也随着他们的消失而消失了，那些童年我熟悉的面孔，那些记忆的碎片，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把它定格在某一个瞬间。

也是在准备这部电影的过程中，从姥爷身边的这些还在世的朋友那里，我更多地了解了姥爷，而不仅仅只是亲情的部分。

良顺叔叔告诉我，当年，风华正茂的他失去了一条腿，休学将近一年。他迟迟缓不过神来，无法接受成为“残疾人”这个事实，多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这一年，在家无事可做、精神上又倍感苦闷的他来到了姥爷家，对姥爷诉说了他的精神压力和绝望。

这种时候，家人的劝解往往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一位他所尊敬的长者，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去。

从此以后，良顺叔叔就“长”在我们家了。

姥爷建议他学习会计，有个一技之长，可以不靠“腿”吃饭，自己养活自己。后来，良顺叔叔在印刷厂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一直靠着这门技术生活到今天。

印刷厂的噪音大，说话得喊着说，否则就听不见，这也让良顺叔叔练出了一副男高音。从此，他说话的嗓门儿就降不下来了，几百米之外都能听见。

夏天的夜晚，姥爷在小院里放上四把椅子，上面搭块床板，再铺上凉席，就成了我们家的凉床。

吃完晚饭，我躺在凉床上乘凉，缠着来得最早的良顺叔叔给我讲故事。

有一次，良顺叔叔指着天上的星星，问我：“你知道不知道，那些星星叫什么名字？”

然后，他就给我讲了“牛郎和织女”的故事：

“牛郎星的两边，是两颗很小的星星，你看到了吗？那是牛郎和织女的两个孩子。牛郎用扁担挑着两个孩子，想过了银河去找织女。牛郎星和织女星中间的那一排星星，就是把他们分开的银河。”

“后来呢？找到了吗？”

“王母娘娘为了惩罚织女爱上了凡人，只允许她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七，过了银河来跟牛郎相会，一年见一面。”

我想起妈妈经常说，她和爸爸就是牛郎和织女，现在知道为什么了——他们不也是一年见一面、中间隔着千里万里吗？只不过变成了妈妈带着三个孩子。而那个“王母娘娘”又是谁呢？小小的我，自然搞不清楚这些，只是更加同情我的妈妈了。

现在，在满天繁星的地方，我也会教我的孩子认天上的星星，给他们讲这个古老的爱情故事。每当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儿时夏日的夜晚：那个小院，那张凉床，摇着扇子的姥爷，过往接水的邻居，和男高音的良顺叔叔。

△四

我家的表叔也不少，跟我们往来最多的是其茂，我叫他其茂伯伯。其茂伯伯是爸爸的表弟，他叫我的奶奶姑妈，我叫他的妈妈舅奶。

舅奶家跟奶奶家门挨着门，两位都是操着天津口音的小脚老太太。

七十多岁的舅奶，每天花一两个小时，用箅子沾刨花油梳头，那一头乌黑的缎子一样的头发，真像少女的头发一般。

清明节晴朗的阳光投射到小花园里，孩子们围着我身边拍张照片远寄留念，你看孩子们正望着你微笑，好像盛开的花朵。

其茂伯伯喜欢所有的新鲜事物，八十年代初，他是我们那儿第一个买电视机的人。

九寸大的黑白电视机，成了全大院每晚共享的娱乐。

吃罢晚饭，大家就提着小板凳，向其茂伯伯家靠拢，见他家的门紧闭，就派个人去敲门，半天敲不开，就大声地连敲带喊，里面的人根本就别想自己悄悄地躲在屋子里看，必须把电视机搬出来跟全大院的人分享。

有时候，其茂伯伯也气不过，打开门想骂上两句，但看着黑压压一片提着板凳的老老少少，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能搬出桌子，端出那个万众瞩目的电视机，跟大家伙儿一起看了。

那个时期时髦的几部日本电影，象《追捕》、《望乡》，我都是在其茂伯伯家的九寸电视机上看到的。

只记得《追捕》里的真由美，长发飘逸，高仓健结束了中国的“奶油小生”，重塑了男子汉的形象。电影中那个现代化的城市，简直就像是天堂。

“昭仓从这儿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现在该你的了。”

“你看，多么蓝的天呀，从这儿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这蓝天里。”

电影里的这些经典台词，几乎人人会背，我们还用这些台词跟同学、小朋友相互之间开着玩笑。

那个时候，全民爱看电影，因为只有在电影里，我们才能看到外面的那个花花世界。

说是看电影，其实，是听电影。

全院那么多的人，想都挤到前面去看，几乎是没有可能。只有九寸大的小盒子，在那么多人的面前，显得格外狭小。

再加上那会儿的电视信号也不好，常常在最紧要的关头，电视屏幕变成一片雪花，只能听见高仓健低沉浑厚的声音：“抱紧我。”接着，是真由美甜美的声音：“我爱你。”然后，就是那个着名的音乐段落“啦啦啦……”

虽然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我懵懵懂懂地第一次仿佛对爱情产生了向往。

其茂伯伯的爱情也非同一般。

因为是独子，他没有去农村插队，当上了铁路工人。

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当个铁路工人是非常优越而自豪的。

可是伯伯并不安分，喜欢一切“洋”的东西，摄影就是他的一大爱好。因为这个爱好，让他有了一段浪漫的爱情。

全市业余宣传队文艺汇演的时候，他在照相机的取景器里看上了在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里扮演李铁梅的姑娘，姑娘那美丽的容貌、美妙的歌喉，让他从此茶饭不思。

姑娘当时已经下放农村，基本上是不可能再回城，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伯伯的家人自然反对，姑娘也不愿意拖累他。可是，伯伯索性抛下工作，跟着姑娘去了农村，帮着种地、干农活，并跟家里人扬言：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个姑娘，他就扎根农村再也不回来啦。

家里人以为他赌气，也没当回事，从小像少爷一样被养大的他，哪儿受得了农村的苦，过几天，肯定就跑回来了。

没想到，伯伯在农村竟然一待大半年，人是连饿带累带晒，黑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

这一下，不仅感动了姑娘，也吓坏了伯伯的家人。

于是，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从此结为了夫妻，姑娘成了我的表婶。

也是因为其茂伯伯爱拍照片的爱好，给我们的小时候留下了许多童年的记忆。

像这张照片，就是浪漫的他给我们拍下的，是用他借来的135莱卡相机拍的。他在照片的背面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表哥：

清明节晴朗的阳光投射到小花园里，孩子们围着我身边拍张照片远寄留念，你看孩子们正望着你微笑，好像盛开的花朵。

表弟其茂

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