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的四个孩子里，只活了妈妈一个。

因为妈妈的存在，姥爷才在舅舅死后，没有像他想的那样跟着走了，心肝宝贝的妈妈被姥爷捧在手心里长大。

奶奶也很特别，生了爸爸这一个孩子之后，就再也不生了。

于是1935年出生的爸爸和妈妈，成了那个年代极其少有的“独生子女”。

爸爸和妈妈，都是五十年代初考入铁路的，是新中国的第一批铁路职工。

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朝气蓬勃的理想，他们一起参加了铁路职工运动会。爸爸撑杆跳高，妈妈短跑。那时他们彼此还不认识，但是两个人留在了同一张运动会合影上。

他们还一起参加铁路文艺汇演，妈妈跳“采茶捕蝶”舞，爸爸合唱——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演出结束后的集体合影上，又留下了他们俩的身影。

这就叫缘分吧。

也许，爸爸就是从那时开始注意妈妈的，那个不多言不多语的，低头走路的羞涩女孩，那个被誉为铁路电报所“四大美女”之一的漂亮女孩。

妈妈在众多的通篇介绍自己的成就或辉煌历史的求爱信中，看到了一封只有七个字的信：

我想和你交朋友。

妈妈回了三个字：

我同意。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唯有轻轻问一声：噢，原来你也在这里呀。”

张爱玲的苍茫之语，正契合了爸爸妈妈这十个字的姻缘。

也就是这十个字的承诺，让他们承载了日后长期两地分居的艰难和痛苦，让他们跟着新中国一起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运动”，而始终信守不渝。

这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也很难做到的。

在他们十个字确立了朋友关系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956年，爸爸带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带着建设新边疆的梦想，当然也是工作的需要，去了新疆。

从安徽到新疆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要连着坐三天四夜的火车。两个连手都没拉过的年轻人，靠着通信，靠着思念联系着，从不想那现实的问题，比如将来能不能调回来？调不回来怎么办？爸爸家里兄弟姊妹几人？父母有没有工作……

妈妈收到过很多充满溢美之辞的求爱信，

其中一封，只有七个字：我想和你交朋友。

妈妈回了三个字：我同意。

什么都不想，就只认那十个字的死理。

我曾在妈妈的抽屉里，看到过一个用外国电影的画报纸包起来的小本子。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包装纸的画面，一个美丽的西洋女人，手持一把剑，像个女神。

小本子的第一页，是爸爸隽美的字体：

送给姐姐素琴。

弟培基

我的脑子如同被电击了一下，妈妈比爸爸年龄大？妈妈是爸爸的姐姐？姐姐怎么能跟弟弟在一起呢？

对爸爸和妈妈的各种猜想，开始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展开了，这两个身为我父母的人，在我看不懂的爸爸所写的情诗里，成了两个无比神秘的人，又包含着一种我能隐隐地感觉得到，却又说不出来的浓厚的意味。

爸爸所写的情诗，是普希金体的，受前苏联文化的影响，那是五十年代的时尚。

妈妈有一张很美的照片，头发端庄地盘起，戴着一条洁白的珍珠项链。妈妈说，项链是跟同事借的。她把这张照片寄给远在新疆的爸爸，爸爸则在背面，郑重地写下了引自俄国文豪契诃夫的一段文字：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无论是外表，衣裳，心灵，还是思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是我理想的化身。

理想主义的爸爸，一生都在把妈妈理想化。

后来经过求证，终于搞清楚了，爸爸和妈妈是同年出生，爸爸生日是在农历正月，妈妈生日是在农历十一月，所以妈妈比爸爸小了快一岁。

噢，他们不是姐弟。

可爸爸为什么要管妈妈叫“姐姐”呢？难道是尊称？

直到今天，我问妈妈：“为什么爸爸叫你姐姐？”

“没有啊，你爸爸一直都是叫我的名字。”

妈妈甚至都不太记得那本诗集。

难道，这又是我想象的？跟奶奶的《聊斋》一样？

不，不，我的想象力远远没有这么丰富。那明明是我看见的，怎么会不存在？那个小本本，是孩提时代的我，偷偷窥探爸爸妈妈的世界的通道，那字迹和封面都历历在目，怎么会是虚构呢？

我只能安慰自己，岁月的磨砺，让妈妈的记忆力下降了。

我那写诗写信的父母，靠着鸿雁频传了五年，二十七岁的他们（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大龄青年了），决定把十字承诺落实到结婚证上。

可是，那会儿，妈妈还是不知道，爸爸有没有从新疆回来的可能？爸爸的工资是多少？爸爸家有没有房子住？

直到第一次见了爷爷奶奶，妈妈才知道，爷爷奶奶就爸爸这么一个孩子，爸爸要负担爷爷奶奶的全部生活。

我真不知道爸妈那五年的通信都谈了些什么？难道都是女神之类的话吗？不当诗人都亏了的爸爸，在妈妈五十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了妈妈一本搜集了世界着名诗人们“写给妻子的情诗集”，扉页上，爸爸还是用普希金式的诗体写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情诗，还依然要跪在被他誉为“女神”的妈妈的脚下。

我的妈妈真幸福啊！被这么个男人爱了一生。

我们再也没有了那样的时代，我们再也没有了那样的爱情。

爸爸在新疆工作了十五年，在我六岁的时候，他终于从新疆调回来了。据说五十年代去新疆的那批铁路建设者里，唯一一个离开新疆的，就是我的爸爸。

十五年间，爸爸每年都把一年来对家人，对妻子的思念化作力量，忍受着三天四夜硬座火车的长途跋涉，在短短的二十天里，享受着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那是多么珍贵的时光啊，我想爸爸一定都舍不得睡觉了。

早已习惯了生活中没有爸爸的我，对爸爸的第一个印象是陌生，第二个印象是害怕。

陌生是自然的。一向只有老人、女人和孩子的家里，突然来了一个男人，让我管他叫爸爸。尽管他慈祥地望着我，可他的胡子太可怕了，把我的脸扎得疼死了。

而且，刚见面时倒是又亲又抱，过不了多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总是看不惯我，说我浑身都是被姥爷惯出来的毛病，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还有，爸爸有时会把妈妈带走，带到他的小屋去，这也让我不能接受他，妈妈原来是属于我的。

爸爸一回来，我原本自由自在的日子便多了很多约束，好在，碍于姥爷的面子，爸爸也不敢对我太严厉。

爸爸每天晚饭后都会来姥爷家。一是因为妈妈在姥爷家，二是因为姥爷家有“裴多菲俱乐部”，志同道合的人聚在这里，探讨国家的命运和未来。那是个男人的世界，充满理想和热血——男人，是要集国家与民族大义于一身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