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意义(4)

作者: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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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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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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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4092字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孔子、儒学并非反对、拒斥,而是不同意将其作为一种“准宗教”的国家意识形态强迫学校灌输、学生接受,反对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对孔子顶礼膜拜。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他谨慎地表示对于“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在临时教育会议上,他又提出“学生不应拜孔子案”,由教育参事蒋维乔作说明,列举了学校不应拜孔子的三项理由:一、“孔子并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今乃以宗教仪式崇奉于学校之中,名为尊孔,实不合理。”二、“今以似是而非之宗教仪式行于学校,既悖尊孔之义,尤乖教育目的。”三、“宪法公例,信教自由为三大自由之一。今以学校拜孔子之故,致令他教之子弟,因信仰不同,不肯入学,既悖宪法公例,尤于教育普及大生障碍。”在他看来,思想自由、多元,是教育独立的重要条件。


将教育从统治者的政治桎梏下解放出来,强调教育的独立性,确有划时代意义。再进一步说,即便作为纯学者、纯教育学家,提出这种观点在当时已属不易,而身为主管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官员,蔡元培不仅不扩大自己的权力,反而主动“放权”,则更为难得。因为古往今来,从政之后为权、利所诱,改变、背弃自己原来的学术观点、政治思想的学者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昔贤垂范到斯今”,作为教育总长却提倡教育独立,而不是强调、扩大和总长对教育的权力,唯愿后世主管教育的官员们都有这般识见与胸怀。


身体力行是蔡氏特点,在民国初年党派纷争激烈的环境中,他请资深教育家范源濂(字静生)做次长。由于范是与国民党作对的共和党人,一些国民党、亦是其好友对此举大为不满,颇为愤慨,而另一方面范本人也不愿为“敌党”所用,坚辞不就。蔡元培不顾党内同志的反对,两次拜访范源濂,诚恳地对他表白:“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国民党里并不是寻不出一个次长;我现在请先生做次长,也不是屈您做一个普通的事务官。”“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听说您们党里也有其他看法,劝告您不要自低身份,给异党、给老蔡撑腰;可是,这不是为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乃是为国家撑腰。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经过他的劝说,范氏欣然就职。蔡元培在报上看到前清学部人员胡玉缙的《孔学商榷》一文,颇为欣赏,便邀胡到工作,并不介意胡曾是“旧政权”的官员。没想到,承政司在委派胡工作的便函中有“奉总长谕”字样,胡甚不满,立即写信给蔡元培,毫不客气地批评说:“惟‘谕’字似承亡清陋习,现虽一切程式尚未规定,而专制性质之字样,必屏而弗用。民国前途,方有冀幸。”对胡的批评,蔡元培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复信致歉,表示接受,承认自己对此“字句小疵”负有责任,并进一步反思道:“无论专制、共和,一涉官吏,便不能免俗,曰谕,曰派,皆弟所蹙然不安者。以冗故未遑议,致承政厅遂袭用之。”


蔡元培后来曾回忆自己当教育总长时的用人原则:“我那时候只有能者在职的一个念头,竟毫没有顾到老同志的缺望,到正式组织时,部员七十人左右,一半是我提出的,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经验的多一点,却都没有注意到党派的关系。”一半部员竟由范源濂提出,可见他请范源濂出任次长是真正授其实权,并非要其仅仅“挂名”,只是显示自己包容各派的“点缀”。


教育要超越党派,承认教育是“天下公器”而不是一党之私产,因此教育应“立在政潮外边”,确是他的真知灼见;而以一个党派要员执掌教育行政部门,却力邀敌对政党的合适人才做自己的副手,则是他的胸襟、人格的显现。


民国初创,以前专制王朝的教育制度必然面临根本性改变,首任教育总长自然负有重新制定全国学制的重任,好在蔡元培于此早就胸有成竹,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为新生的共和国全面制定了大、中、小学学制。这个新学制推行了十年,直到1922年9月才由他主持作了修改。


然而,民初的中国并未给蔡元培提供实现自己理想的环境。袁世凯的专制使他忍无可忍,最终辞职。在他当面向袁世凯提出辞职时,袁为博取名声,以“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表示挽留时,蔡则坚定地以“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回答,表明决不与其合作的立场,最终于1912年7月辞去了只当了半年的教育总长之职。


他知道,在专制政治之下,难言教育独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怀着对国事备感失望的心情和对西方文明作更深入了解探讨的理念,蔡氏于1913年秋踏上了为时三年的赴法游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