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2)

作者: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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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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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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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3582字


对杨芳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有人以诗讥讽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平夷录广东·感时诗》)还有人作对联嘲笑琦善、杨芳、奕山和祁贡道:“琦侯爷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奕将军潜师赴敌,祁宫保出示安民。”(《入寇志·省中联语》)


不过,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溺器等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其实,杨芳还算是“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妇女排立于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在他的记载中,此法似是普遍,因“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名重一时的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向来注重方术,所以又被认为是明代的科学家,他的《物理小识》对此事亦有记载。方以智同时还记述了崇祯八年(1635),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妇女“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方以智认为,这也是自古以来凡铸剑、铸钟、炼丹等都不许妇女在场的原因。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将许多妇女斩首,倒埋坑中,使其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于是“炮皆发”、“贼大创”。后来,李自成进攻开封时,也以“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站在城墙上破之。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白莲教起事,乱军围攻临清城,被守军所败,《临清寇略》详记此事。开始时,城上守军向敌军开炮,但并不能命中,敌军仍然向前冲锋。守将叶信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叫来一些站在城上以向敌。此招果然有效,一开炮就命中敌兵敌将,临清之围遂解。大学士舒赫德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细述此事,只是他说守军在城上洒的是狗血。


由于其由来已久,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自然仍用此法宝。甚至几年后,太平军可能也用过此法。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产生过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直到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团民们也认为女性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皆归因于教堂内有许多妇女赤身或手拿秽物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当他们因火烧教堂或一些店铺而延烧到附近民房时,则经常归因于路过的妇女或出门泼“秽水”的女性。因此对女性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规定,有时严禁外出,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有不少不知者无辜被杀。由女团民组成的“红灯照”,却有避秽去邪的神功。


这种相信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观念,来自于传统的认为妇女“不洁”、“肮脏”的深深歧视。在国门大开已久的20世纪初,义和团还坚信此点,那么,在国门尚未打开的19世纪中叶,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粪桶妙计”御敌便不足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在此背景下,林则徐、魏源能“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出“师夷长技”;他们因此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也就不足为怪了。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着“世道人心”,据当时人记载,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魏的“师夷胜夷”主张,当然更是“犯诸公之忌”而“举世讳言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