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历史、思想史的影响既深且远，对新文化运动亲历者的影响更不待言。胡适、闻一多都是身在其中的人物，在是否坚持“五四精神”、是否坚持新文化运动等一些基本理念上，曾与国民党发生严重冲突。在这种观念冲突中，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胡、闻二人的观点及最后不同的政治选择，都引人深思。

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大力推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化教育”和“党化统治”。对此，胡适公开表示激烈反对。在他参与创办的《新月》杂志上，从1929年4月到6月，胡适连续发表了《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等系列文章，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作了猛烈抨击。这些文章认为，今天侵犯言论自由、公民财产和的最大非法者，是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党部机关；中国的进步需要、法治、宪政。他尖锐地指出：“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的保障。”他举例说，安徽大学的刘文典因为当面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了好多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他甚至批评孙中山后来只讲军政、训政，不讲宪政，并从哲学上质疑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胡适及《新月》发表的其他要求、自由、、法治的文章，使国民党大为震怒。从8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发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反攻，对《新月》和胡适全面围剿。在舆论攻击、文化围剿的同时，更有严厉的政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于8月24日作出决议，呈请中央执委会咨文国府，令将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撤职惩办，北平、天津、江苏、青岛、南京等省市党部纷纷响应，要求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甚至要求将其逮捕“法办”。10月4日，发出“训令”，警告胡适。北平的新月书店被查封，店员被抓，一千多份新出的《新月》杂志被没收……

面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胡适立即写了一篇名为《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长文，发表在《新月》上，力图分析国民党专制的思想原因。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认为“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来看，不能不说国民党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所以，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他进一步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还在那里高唱‘抵制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王道’和‘精神文明’！还在那里提倡‘国术’和‘打擂台’！祀孔废止了，但两个军人（鲁涤平、何键）的一道电报便可叫国民政府马上恢复孔子纪念日。”“所以在这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他的结论是：“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如果国民党拒不接受批评，仍坚持与新文化运动相反的种种做法，“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谥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