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太平天国相当不满和失望，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太平天国：“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政府和政治严重的黑暗是农民造反的根本原因，这确是真知灼见。

容闳的天京之行，本想借太平天国来实行自己的教育计划和政治改革计划，结果完全落空。面对现实，容闳找不到一个可以施行自己抱负的政治力量，“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敢于冒险的容闳在无人敢去的太平军与清军“拉锯区”低价收茶，贩到上海、九江等地高价卖出，虽然几历险境，却都是有惊无险，且获利颇丰。不过，他马上发现中国并非“工商立国”，商人根本不可能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想靠自己经商致富来改造中国完全是幻想。希望幻灭之后，容闳感到报国无门，不知路在何方，陷入深深的沮丧、彷徨之中。正在苦闷之时，1863年春，他在九江收到的一封来信改变了他的命运，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

此信从安徽安庆寄来，写信者是容闳1857年在上海结识的张斯桂，此时张已是曾国藩的幕僚。他在信上说，自己承总督曾国藩之命邀请容闳到安庆，因为曾听说了容闳的情况后，甚想和他一见。读完信后，容闳顿时疑窦丛生，自己与张在上海只是点头之交，以后各居一地，不通音信，几年来毫无往来，此时突然来信要自己到安庆去见曾国藩，其真实目的究竟为何？自己根本不认识曾国藩，曾国藩也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邀请自己到安庆去见他？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几年前曾到过太平天国的天京，见过干王，献过七策，他要抓捕自己？会不会因为是自己来往于太平天国占领地区贩运茶叶，曾怀疑自己是太平军的奸细？总之，很可能是曾为了抓捕自己而设计的，故意用甜言蜜语诱使自己上钩，人心叵测，不能不防。思来想去，容闳决定还是小心谨慎为妙，于是给张回信，表示自己此时忙于生意，没有时间去安庆，婉转地谢绝了曾国藩的邀请。不久，容闳又收到了张斯桂的第二封邀请信，内附他在上海认识的好朋友李善兰的一封信。李精通数学和天文学，学问人品素为容闳所佩服。他在信中介绍了曾国藩想办近代工厂的想法，并介绍说他的两个好朋友，专门研究机器的华蘅芳、徐寿也在曾国藩幕下，曾国藩想要容闳为自己创设机器厂出力。容闳仔细琢磨来信，感到他们说的是实情，便复信表示同意，等自己茶叶生意忙过之后立即赶赴安庆。一个月后，容闳又分别收到张斯桂和李善兰的信，说曾国藩急欲尽早见到容闳，盼他能尽快弃商从政，来到自己幕下。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曾国藩令张、李二人分别发了五封信邀容来安庆，次次紧催，足见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和知人善任。

曾国藩礼贤下士的“三请”之举，使容闳大为感动，并且感到实现自己平生抱负的机会可能来临。在1863年9月的一天，他从九江乘船顺流而下，直达安庆。到达安庆来到曾国藩幕后，张斯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都热情欢迎他。第二天，容闳即应召前往总督府拜谒曾国藩。曾国藩以会“相面”著称，见面后仔细打量容闳，先紧盯容的脸盘，后紧盯容的双眼。曾国藩详细问了容闳的基本情况后，问道：“你乐意就任军官职务吗？”容闳回答说：“我很愿意就任这个职务，但我没有研究过兵书，胸无韬略，不熟悉军旅之事。”而曾国藩肯定地说：“予观汝貌，决为良好将才。以汝目光威眣，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必能发号施令，以驾驭军旅。”容闳谦逊地说：“总督奖誉逾恒，良用惭悚。予于从军之事，胆或有之，独惜无军事上之学识及经验，恐不能副总督之期许耳。”容闳的诚实，令曾国藩非常满意。曾国藩说：“这是一个诚实人。如果我能召见一百个人，问他这个问题，将有九十九个人马上回答说‘能’，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官位，不管能不能胜任，能不能打胜仗。但是这个人对自己的才能有正确的估价，并且在会谈时颇为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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