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教育的反思传统与现实(1)

作者: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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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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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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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560字


文谢志浩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追本溯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建立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这个“差序格局”存留了氏族社会的血缘宗亲的遗风,并且成为一种非常深厚的心理积淀,它能够有效地联结家族文化和国家体制。这种联结从文化上看,需要中介组织和中介人。但中国社会并没有很好的中介组织,能够担当中国古


典社会中介的,便是士人。士在中国古典社会有着重大的担当。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子集大成地开创了中国的私学传统,开创中国私学传统的孔子后来居然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圣人”,这是非常有趣的。这是否表明中华文化是一种非常注重教化的文明。


我们可以回眸中国哲学史,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胡适、冯友兰、毛泽东……哪一位不是中国教育史上灿烂辉煌的人物呢?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一种教化文化,中国自古就有“中和位育”的理念,这种理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然历经沧桑,但依然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是一种向善的文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所以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两种文化类型,古希腊文化是一种“知”的文化,他们的哲学理念是“爱智”,西方的贤人认识事物可以完全离开人自身,可以说越抽象越好,最好建构一个庞大的逻辑体系。


中国哲学在路径上就变成向善的。中国哲学毋宁说是教育学。“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规划了中国古典社会的文化结构,并且由于孔子门人和在传弟子的坚忍不拔的努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马克思曾说古典中国社会是一袋马铃薯,当然是一种隔靴搔痒之论。如果中国真是一袋马铃薯的话,那么近代文明的曙光恐怕就会率先在东方升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文化中心区域,集中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欧洲文明并没有自己的中心地带,很大程度上这种文明在近代以前并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这倒非常有利于文化间的碰撞、交流、融合。单纯依靠政治和经济的力量,中国古代是不会有那么广大的区域的,所依靠的恰恰是非常具有弹性和凝聚力的教化作用。中国建设和培育现代文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的是现代的公民,需要的是具有平等、自由、科学、民主理念的公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这些障碍多数来自古典的文化结构。因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意思自治的“契约”,中国古典社会恰恰是“身份”,由“身份”到“契约”便是中国的现代化。


时贤指出,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实现现代化有着传统的精神资源,诸如希腊自然法、罗马私法,意思是说,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似乎中国古典社会没有任何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其实已经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套子里面了。直到现在,2003年4月5日,我在讲选修课的时候,还有一位学生固执地认为欧洲和美国就是现代社会的中心,此种情况绝对不会改变。这位学生中毒之深,可见一斑。现代化并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现代化也绝不会仅有一种模式,完全可以多元一体。再说,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许多古典文化的资源也不是一句话就能扔掉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地球存在和全球化的时代,对待各种文化,应该有一个文化自觉的理念,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有一个自觉,深切认识国家的历史和现状。


通过我们对中国历史精神资源的梳理,我们看到,中国具有深厚的私学传统,这种私学传统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具有重大的担当,为古代中国文明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孔子、朱熹、武训是中国私学的杰出代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私学传统焕发了新的时代风采和神韵,张伯苓和陈嘉庚便是私学的经典代表,他们为中国贡献了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先生是富而好礼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文化并没有深透的研究,他为什么能够倾其所有进行厦门大学的建设呢?私学传统对他有强烈的触动。这个“私”,绝对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私”,而是以一己之力,勇敢地担当一个国民对社会的责任。近代中国社会命途多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官学根本不能承担国民教育。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企业家,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兴起了捐资助学的义举,这种行动的背后,未必有多么高深的理论,是一种非常朴实的作为。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时期,文化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之间呈现着一定张力的互动,相对来说,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之间,具有较为和谐的互动。那时候的企业家,特别是成功的企业家,多是儒商,他们识大体,为了在社会上更为体面,企业家往往愿意和文化人交朋友,喜欢捐资助教,以便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最终使企业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和社会声望。那时候的企业家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担当。


张伯苓先生出身北洋,目睹时艰,对作育人才有一种自觉。张先生认定:中国将来之希望,纯在人才之多寡。本校之创立亦即其以教育人才为目的,其引全国人民皆能觉悟,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场内之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进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毅然与严修老先生联袂进行现代新教育的实践,本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创立了南开系列学校,南开大学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典范。相对私立中学、私立小学而言,一所私立大学的成功对社会的影响既深且远。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社会有许多事情没有走上轨道,但是,近代中国的报馆、出版社、大学办得是异常出色的。


具体来说,《大公报》、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对启迪民智、推动文明、促进现代化,厥功甚伟。张伯苓先生并没有因为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便降格以求,张先生和严修老先生都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项社会事业,在为中国培育人才。所以他们的目光非常正大、视野非常宽广、理念非常纯正、操守非常巍峨。张伯苓先生自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尽瘁教育,淡泊一生。私立学校的经费,除了学费,主要是募捐。张伯苓先生风尘仆仆,在国内外奔波劳累,时有所获,便建设一个新南开。但筹得巨款张校长安于陋室。张学良为答谢张校长帮助整理东北大学,前往张宅拜望,怎么也没想到仅有两扇小门的小院子,竟是张校长的公馆。后来张学良叹曰:“偌大的大学校长竟居此陋室,非我所料,令人敬佩。”张伯苓先生可以称为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圣人,并与蔡元培先生、梅贻琦先生、竺可桢先生一起成为百年中国史上具有一流境界的大学校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