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大学校长(4)

作者: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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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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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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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3372字


他讲话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在浙大的临时校舍投下118枚炸弹。就是在如此艰险、严酷的条件下,竺可桢先生概括并提出了“求是”校训。


在他民主、自由的办学方向吸引下,在他的崇高人格感召下,浙大汇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的好教授,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浙大的“求是”精神。正是有了竺可桢这样的校长,有了费巩、王淦昌、蔡邦华这样的教授,作为“流


亡大学”,浙大才能在五易校址、历经五省、跋涉五千里这样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也由512名增至2171名,被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了重要的一页。


竺可桢所确立的“求是”校训不仅是治学准则,也是做人的准则。他自己就是“求是”精神的身体力行者。他尖锐地批评“一般知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神相背谬的”。


竺可桢当了13年浙大校长,他一贯支持校园民主,1940年,他大胆起用无党无派、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在费巩支持下创办的《生活壁报》是浙大学生的一个民主论坛,推动了校园民主的蓬勃发展(1948年改名为《费巩壁报》)。每当危急关头,竺可桢总是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承担责任。对浙大每次发生的学生被捕事件,他都非常关心,积极主动地营救,态度极为诚恳。就这一点而言,他对学生的真诚爱护,在上个世纪的大学校长中恐怕无人出其右。


1942年1月“倒孔”运动时,他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他一再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下令开除学生的威胁,斩钉截铁地说:“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


1947年11月2日,即于子三被杀害的第四天,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普选。这一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写道:“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当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但爱护学生是他作为校长的天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整个于子三运动中,他的言行感人肺腑,正是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爱护学校和学生,成为学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


当得知于子三死讯赶到监狱探视尸体时,竺可桢即严词拒绝在“于子三自杀身死”的证明上签字,并在南京对《申报》记者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正是他仗义执言,率先冲破新闻封锁,击破了“于子三自杀身亡”的谎言,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蒋介石下令他“更正”,他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并公开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他还对浙大全体师生郑重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不灭的史册中。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让我们肃然起敬、激动不已!


竺可桢的人格力量,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对塑造老浙大莘莘学子的人格所起的作用是后人很难想象的。浙大在1949年前被誉为“东方剑桥”、“民主堡垒”绝不是偶然的,是和这位好校长分不开的。


作者简介:


傅国涌,生于1967年,现居杭州。独立撰稿人。主要著作有《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2001年)、《金庸传》(2003年)、《百年寻梦》(2004年)、《叶公超传》(2004年)、《追寻失去的传统》(2004年)、《笔底波澜》(2004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