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金陵大学(2)

作者: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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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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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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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698字


金大教学用的教材、图书杂志、仪器设备乃至有些生活设施,有一时期也从美国运来。一句话,从行政到教学,很少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这一现象至1928年向中国政府立案后才开始改变。教授当时皆为美国传教士,只有教中文和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才聘请华籍人员。中美教职员的待遇有很大差别,等级高低也很明显。华籍教师***过国的比未出过国的高。


金大有“钟山之英”的美称。对学生要求不论学习上还是品德上一向从严。30年代初,各省兴办大学,师资咸感不足,金大毕业生多为征聘对象。高等学府是这样,政府机关、金融界、实业界、科学机构,也有金大校友跻身其间。当今积极工作,以期为人类社会贡献力量的金大学生,国内、国外都不乏其人。


金大同时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文凭与学位。并可直接升入纽约大学或任何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而不受限制,与欧美大学享受同等待遇。


金大第一任校长为美国人包文(ajbowen),教务主任兼社会学教授是美国人夏伟斯(gwsarivis)。夏伟斯在金大推行一种美国式的计分制,即五等制,如一班10个学生,必须按照一等1人,二等2人,三等4人,四等2人,五等1人的比例计算成绩,并硬性规定五等生开除。结果很多学生不来了,教授们意见纷纭,有的公开进行抵制。后来被迫取消。如华籍哲学和中国文学教授刘伯明,对此即表反对。这位刘教授是1909年金大文科毕业生,是中国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一位爱国学者。他在金大担任国文系主任,热爱祖国古典文学,试图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研究,但未能实现。他的教育思想与某些美国传教士格格不入,又对外籍教师的一些生硬作风不以为然,遂愤而辞职,受聘去国立东南大学担任副校长。刘伯明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为人所熟知。此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学,他们来到金大,不仅为了学习外语、科技和书本知识,他们有抱负,有爱国主义思想,关心学校前途。所有这些都是随后由中国人当校长的精神准备。


由于当时金大的经济命脉掌握在美国教会手里,校长和主管财务人员,都直接由美国教会指派。主管财务人员初称司库,立案后改称会计主任。坐这把交椅的是美国女教士毕律斯。她来华时才20岁左右,解放初离开南京时,已年逾花甲,是位有献身精神、精明能干的老小姐。1927年我当金大校长后,她是配备给我的英文秘书。


三、动乱中接任校长


1927年,我国人民的反帝如火如荼,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北伐军势如破竹,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统治。“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呼声震天动地,一向被称作“睡狮”的中国人民觉醒了。北伐军气壮山河,一举攻克南京,南京城内新旧交替,一时显得纷纷扰扰。市上盛传国共合作政府即将在南京成立,这使外国传教士心惊胆战,纷纷作离去的打算。校长美国人包文看到中国政局动荡,形势逼人,也产生了辞职返美的念头。那时,原文理科长美国人夏伟斯已回美国,我正暂时代理文理科长职务。包文耳闻目睹,感到外国人当中国大学的校长已不合时宜,认为校长一职,还是中国人出任为好。为此,他曾多次找我谈话。他认为我出身金大,留学美国,与金大源渊较深,对教会情况比较了解,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又有过行政领导的经验。我对行政领导素无兴趣,不善于应付人事,以前所以离开北师大来宁,就是因为怕挑行政领导的担子。因此,我婉言回绝了包文的邀请。后来,局势进一步变化,包文再次对我提起此事,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不久,金大所有的美国传教士全部撤离南京,包文正式辞职。7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始准立案。于是,先由中国籍教授、职员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维持校务。至此,金大开始在名义上由中国人领导。校务会初设委员5人,由农林科长过探先、文理科长陈裕光、教授刘靖夫、刘国钧、李德毅担任,公推过探先为召集人。后来出于需要,委员名额增加到11人。同年11月,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突然作出决议,推选我为校长。电报发来,局面已成,难以推辞。就这样,我当上了金陵大学的第一任中国校长,直到新中国成立,高等院校全面调整,金大完成历史使命时为止,前后共24年。


在我还未正式担任校长之前,我曾主动向即将成立的大学院(国民党仿照法国的大学院制,实属教育部)联系有关学校前途与立案等问题。担任校长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请立案(当时具体立案条例尚未产生)。我认为在我国办校,理应尊重我国主权,立案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及学生赞成我的看法,鼓励我的行动。次年即1928年获批准,是当时国内最先立案的第一所教会大学。继金大立案之后,其他教会学校先后呈请,其中最晚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该校因圣公会主教、美国传教士持怀疑态度,一直拖到1947年涂羽卿担任校长后,始向中国教育部注册立案。名义上中国人当了校长,实权,尤其是经济大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教会手中。我这位中国校长,几乎很少过问。


立案后,我本着革新的精神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及教学,进行了一些调整与改革,以适合我国国情。主要是贯彻科学精神,实行教学、研究、推广的“三一制”(即三结合)。重视发扬“共和”精神,如成立校务会常务委员会,十多位常委几乎每周有一二次集会,讨论、研究校务,并对各项重大措施制定决策。这种共和精神,体现在学校的各个方面,包括学生有自己选课方便的学分制,它是金大师生长年累月积聚起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是推动金大不断前进的主要因素。概而言之,即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自由思想。


立案后,理事会改为校董会,增加了中国籍校董的比例,使中国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美国人占三分之一,又将各院院长、系主任及各级领导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教职员工中,中国人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实行这种措施,曾遇到不少困难,但在全校师生支持下还是完成了这一改革。这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


四、文、理、农三个学院


金大原设文理、农林两科,立案后扩充成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农学院,以符合国家大学至少三院的规定。文学院设立历史、政治、经济、国文、英语、哲学、社会及社会福利行政等八个系,初以研究为主,后重应用及推广。如社会服务深入社会基层,为妇女、儿童服务,同时还关注南京人力车夫的福利;经济系以合作经济为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际友好人士、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领导下,文学院许多师生参加了“工合”工作,到各地协助开展“工合”并开办“工合训练班”,我本人在成都时,也曾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是宋庆龄)。1944年我去美国考察时,曾在华盛顿做过有关“工合”的报告,呼吁国际友人给“工合”以更多资助,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