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所著名教会大学集体“消失”(1)

作者:陈远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23:24

|

本章字节:5452字

m


文李杨


1952年,上海三所著名教会大学:中国资格最老的圣约翰大学、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沪江大学、马相伯先生创办的震旦大学,集体“消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1952年秋,上海。落叶缤纷的季节。圣约翰、震旦、沪江,这三所著名学府走到了尽头



这三所学府都是教会创办的。圣约翰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沪江是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震旦大学则由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创办。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它们集体“消失”。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第二医科大学、上海机械学院。


与革命运动颇有渊源的复旦大学,则接收了圣约翰、震旦、沪江、浙大、交大、南大、安徽大学、金陵大学等文、理科的有关系科,变得强大起来。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教育界感到:苏联模式有其历史作用,但它培养的人才太“专”,缺乏适应能力和创造力,人文精神无从谈起。人们开始思考那场院系调整的得失。但除了官方文件以外,资料十分稀缺。


消失的大学唤醒了这个城市的记忆。


清末民初:教会大学初现中国


和北京的燕京、辅仁等名校一样,上海这几所大学也是教会创办的。


说起来并不难理解。在美国,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到芝加哥大学,无一不有教派背景。它们都经历了漫长而完整的“世俗化过程”。


教会在华办学与传教几乎同时开始。100年前,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在兴办新学的热潮中,借助留学的便利,教会学校开始高速发展,对社会影响日深。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了十分之一。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在梵王渡(今万航渡路)创办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改组成为沪上惟一高等学府。


1903年,震旦大学由“毁家兴学”的著名教育家、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在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5年,马相伯与耶稣会教士的办学思想产生冲突,马相伯转而创办复旦,震旦由耶稣会全面接管,校址位于现第二医科大学。


震旦大学是天主教背景,圣约翰由圣公会创办。相比之下,沪江大学的传教士则来自提倡自由主义的“低派教会”浸会。


1906年,沪江大学校董会选择了杨树浦西北岸一块面积165亩的荒滩地,开始建造校舍;1909年2月,沪江大学正式开学。和圣约翰一样,沪江大学除了国文外,其他均以英语授课。


“这所学校以它‘什么都缺’惹人注目:学生、教师、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都缺。”当时,一位沪江大学的传教士(教师)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世俗化、本地化的影响下,大学最初是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但一直是赔钱的。据资料记载,学费占了办校资金的很大一块,此外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都由教会提供,传教士(教师)不必由校方支付工资。后来中国人的捐助开始增大,但始终没有占到主体。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教会学校“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制约。它们所发的文凭来自美国,便于学生留学。


黄金十年:“私立高校”被认可


1925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在华设立学校认可办法》,要求校名冠以“私立”,校长须为中国人,中国人须占校董会名额半数以上,宗教科目不得列入必修等。


沪江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是时年31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刘湛恩。1929年3月18日,沪江在国民政府立案,成为上海第一所立案的教会大学。


华人校长是“本地化”的应有之义。真正麻烦的是大学“校产”的归属。1929年7月,沪江校产的租赁协议签订:作为校产拥有人的“美国董事会”以每年一美元的象征性租金把校产租给“沪江校董会”(管理者)。


立案程序并未对高校产生什么影响,只是统一了教学大纲。20年代初期的学制改革已经将原先的“日式教育”改为“美式教育”;而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也是美式。


在短暂的和平时期,圣约翰、震旦、沪江的毕业生一批批进入上海社会,为母校赢得了声誉。仅圣约翰就培养了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林语堂、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潘序伦、施肇基、王正廷、经叔平……他们大多出身富裕家庭,成就则远超父辈。


“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或者说‘自由职业者’。”王立诚如是说。


王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专著《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中,他指出:江南教会大学的学生世俗化程度颇高,部分原因是高昂的学费。圣约翰曾让张爱玲负担不起学费,中途辍学。


大学本身也在世俗化。1914年,一位震旦的教师抱怨“课堂上都是异教徒,没有人祷告”。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非教徒;到了30年代,沪江大学则连神学院都不办了,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


王立诚如此描述它们的毕业生:“带点洋话,知识水平比较高,学到的东西在租界经济圈里派得上用场:学医可以开诊所,学商科可以当经理……”


这段时间正是“海派文化”的形成期,学校领社会风气之先:圣约翰校训“光和真理”,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其商科学的是经济学理论;沪江注重中国化、学以致用,其商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商业管理”、“商业心理学”、“市场学”、“风险管理”等;此外,沪江化学系闻名全国,还率先创办了社会学系,夜校也为时人称道。


虽然如此,但在当时,这些“外资私人办学”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水平已经难与国立的清华、北大相抗衡。因为办大学需要大笔投入,只有燕京能与一流国立大学抗衡。


沦陷解放:沪江两任校长的命运


1937年11月,日军进占上海,沪江的校园被日军侵占,后虽经交涉,仍不允许复校上课。学校本部只得迁往城中区商学院,与圣约翰、东吴、之江等组成教会联合大学,继续开课。


刘湛恩坚持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不为日伪当局所动。1938年4月7日,刘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候车时被日伪买通暴徒暗杀。殉国殉教,求仁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