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3)

作者: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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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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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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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694字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教育就理工农医而言十有九是训练,就文法而言十有九是宣传,就学生本身而言十有九是模仿。对于这种状况,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比喻:马戏班子训练各种动物,让它们模仿人的行为,是为了赚钱;如果我们的教师也干起类似的勾当,那就和马戏班的老板差不多了。他还说,就是训练和宣传,也未必多多益善:脚掌上的皮茧固然能越磨越厚,但是要想让其他地方的皮肤也磨出老茧来,恐怕下十倍的功夫也是枉然。更何况,过度的宣传和训练还能引起疲倦和反感,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该文引起很大反响,吴景超教授在他主编的《新路》杂志发表这篇文章时,还刊登著名教授吴泽霖、周先庚、樊际昌的讨论,其中又以樊的意见最有启发性。


樊先生指出:“或有人说,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是人类努力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缺乏这种理想,也就不会有文明的社会。我们的答案是,这种理想必须先尊重个人的存在,必须以个人为目的而不以个人为工具。在任何以个人为工具的社会秩序里,只有人格的被摧毁,而不会有人格的自由。又有人说,今日这种悲惨的局面的造成,不全是教育的责任,政治经济的措施几乎有压倒的力量,使教育无能为力。这是推诿责任者的看法,是迷信‘社会化’‘制度化’等等空洞名词者的看法。在他们眼光中,具体而囫囵的整个人格并不存在。”按照这一观点,不论你有什么样的理由、特点或特色,包括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民族习惯、社会风俗、国家体制、经济制度、国民素质、地理位置等等等等,我们的教育都应该以人为目的,不然这就不是一个“人”的社会。


三、冯友兰如是说


上述讨论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佛大学的教授们提出过一个报告,题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这份报告是在反思战争、反思人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那里的教授们发现,多年来过分强调社会分工和专业教育,有抵消人类合作、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这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也对民主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必须由自由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自由的个体,惟有充分尊重这个事实,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提出自由人格的产生,有赖于普通教育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普通教育强调的是“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大大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抗日战争胜利后,冯友兰就应邀去美国几所大学讲学,应该对美国学术和教育界的这一动向比较关注。他是1948年上半年回国的,这正是国内战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尽管如此,清华园仍然是荷花藤影,弦歌不绝。大概是受那份报告的影响吧,再加上梅贻琦、潘光旦等人的努力,清华大学类似的呼吁也日益高涨。到了1948年2月20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一下午3点,工学院的二十多位先生聚集在土木馆楼上的231号教室,讨论通才教育的问题。会议由陶葆楷院长主持,与会者有我们熟知的钱伟长、梁思成等国内第一流专家。会议认为:大学工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它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对社会及人生普通问题有相当之认识”的有理想的工程师,因此“各系专门课程应予减少”,“属于手艺性质之训练,应利用假期办理”。此外,为了使工科学生有时间和精力思考各种问题,还应该“吸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


5月28日,《清华旬刊》发表署名晓宋的文章:《严重的工程教育问题》。文章首先介绍了工学院即将举行改善课程的大讨论,陶院长希望同学们要多多发表意见。与此同时,抢救教育危机委员会也发放了调查表与讨论大纲,机械工程系的同学还发出呼吁,可见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紧接着作者指出:去年工学院教授会已经“一致指出了过度专门的不良倾向”,但如今大家还是“被压在繁重的功课负担下……累得连读报的时间也没有,更谈不到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了。他问道:我们的教育当局“是不是晓得糟蹋教育把青年学生当成塑料是罪过”?文章最后希望同学们要展开彻底的讨论,争取合理的教育制度的实现。


6月10日,清华大学自治会举办有关教育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从美国归来不久的冯友兰在会上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说。冯先生1895年生于河南唐河,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翌年赴美国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从1928年开始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院长、秘书长等职,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离开水木清华,他对那里有着特殊的贡献和感情。


我注意到,这篇演讲稿好像并未被收入冯氏《三松堂全集》,秦仲德在《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中也没有提到此事,所以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演讲中冯先生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学的性质,二是教育的目的。关于前者,他说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个处室,而是一个传授知识的教育部门,一个追求真理的研究单位,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这些话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学术、教育要自由独立的深义。至于后者,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在这方面,大学与职业学校有明显不同。冯先生说,职业学校重在“有用”,它训练出来的学生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有某种“特殊机能”;但如果以为这就够了,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会像茶杯可以盛水、板凳可以坐人似的,只能是一个“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在这次演讲中,他还对“人”是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作了通俗易懂的解答:“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冯先生还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之所以应以“君子不器”为准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人类不仅仅是面临吃饭、穿衣等“有用”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吃饭、穿衣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需要;第二,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有些甚至永远也看不出来。强调“有用”,其实是无知的表现。再说,许多“有用的学问已有职业学校及工厂去做了”,这就更需要我们的大学去研究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传授那些好像没有出路的学问。在谈论上述问题的时候,这位哲学家还不无幽默地说:按理说学校训练出来的人一定是会做事的,然而学哲学的能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呢?“世界上有各种职业学校,就是没有‘哲学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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