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镛与光华大学(4)

作者: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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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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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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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930字


光华大学校训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张校长在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从光华当时开设的专业来看,除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他主张光华毕业的同学应当力求使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合辙”,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


1939年,张校长在《己卯光华年刊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史以来,艰难困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向之所谋海防、江防、陆防者,今日渐渐移而至于腹地;向之所谓财源与夫货币等等,今或左右于他人之手;向之所谓工商者,今无一不与邻国相联系,甚且得操纵之……我以生货往,彼以成品来,盘剥之余,几何无不取膏血而尽之也!”这些话说得很沉痛,表明“国难愈甚,志气愈坚”(引自张校长:《赠宁波效实中学己卯毕业同学序》)。他认为“人生于世,惟志是视,志之所在,虽千回百折而必有以达其志”(引自张校长:《光华五周年书序》)。他认为强寇压境,只是一时的“艰难”,是“狼突豕奔”,还比较容易“应变”;而如果不注意人才培养,或者培养出来的人不“合辙”,那么他日的艰难将更甚,以致会被人“鲸吞蚕食,其患无穷”。这说明他把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同当时中国的“救穷”、“救亡”联系起来。


这种思想,在他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也得到反映。1937年他的一个儿子将从经济系毕业,在选择职业问题上征求他父亲的意见。张校长在回信中说:“我是曾经沧海之人,甚不愿子弟入仕途,但汝既是学政治经济,当然在此路上走。不过要专精一些。专精谈何容易,全在学识与经验,书本上所得与经历上所得,两者必须贯串。至于经济更是立国之本。我不愿谈政治,而恰愿谈经济。中国大病是在贫字。货弃于地,而书生以不治生产鸣高,如何不穷?!汝要做官,必须以做官救一般之穷为志趣……”


大学的学生,也像当时所有大学一样,有左、中、右各派。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很有影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光华大学有个小组,组长是苏灵扬。据同学回忆,1933年冬,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八十多人,并有一位教授,于12月21日同时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十四人,包括诗人田间(童天鉴)、作家周而复(周德)等。这些学生被捕后,张校长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张校长主持正义,对校中进步教师也力加保护。1930年,光华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国民党专制。当时教育部竟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校长于1931年1月19日呈文国民政府,文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当时蒋介石故作姿态,提出“赦免政治犯”以愚弄人民。张校长即就题发挥:“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但蒋介石并不“给面子”,据1931年1月18日胡适致陈布雷信(稿)中提到罗隆基时说:“此事即无可挽回。对此,也可见张校长能上书据理力争,确实是有一番勇气的。”


光华大学在张校长专心擘划下发展得很快。校基扩大了,又陆续兴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疗养院、实习工场,以及丰寿堂(取王丰镐与张寿镛名字而成)为大礼堂等。不幸在抗战爆发后,全部建筑物毁于敌火。张校长在一首诗中沉痛地记述此事。


育材国之本,三乐原不离。


经营十四载,不恤身为羁。


一旦风云翳,遂令日月亏。


(自注:光华大学经营十四年,去岁校舍悉毁。)


他把这场浩劫比作“日月亏”。但他并不气馁,一方面把大学、中学转入租界,赁屋上课;另一方面,亲自入川(1938年),在成都设立分校。四川知名人士张仲铭慷慨捐赠基地六十余亩,在成都草堂寺附近兴建金碧辉煌的新校舍。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成都分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改名“成华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又并入四川财经学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为了避免日伪玷污光华名义,张校长毅然解散光华大学和附中,化整为零,以“诚正学社”名义收纳文学院师生;以“格致学社”名义收纳理、商两学院师生;另以“壬午补习社”名义收纳光华附中的师生,使弦歌不绝。此外,他在自己家里开办“养正学社”,亲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课,所谓“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他履行了与光华同始终的誓愿。


老翁七十无他望,坐看专家奕奕神


张校长的晚年(19311945年),除了办学之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即“书”字:读书,著书,编刻《四明丛书》,替国家购书,整理个人藏书。办学,实际上也就是让青年有地方安心读书。


他退出官场,就一面读书,一面编订乡邦文献。他有诗纪曰:


藏书如不读,滋味哪知长?


琳琅廿万卷,椠刻不寻常。


取之自怡悦,聊作鞭贫粮。


编目犹非易,尽读岂渠央。


另一首曰:


昔佐度支使,世风挹炎凉。


吴月先看罢,乡献逮津梁。


(自注,先辞江苏财政厅长,再辞财政次长,编《四明丛书》得七集。)


张校长编纂《四明丛书》,是他对于浙江文献事业的最大贡献。这部丛书搜集之广,卷帙之繁,是全国乡邦文献中所罕见的。丛书中的每一种都有张校长所撰的序或跋。很多珍本,都是从北京图书馆、天一阁、文澜阁、刘氏嘉业堂等公私藏书中辗转采访抄得的。历代文人不乏重视乡贤遗著或乡邦文献,但像张校长那样编刻《四明丛书》,无论誊写、雕版、印刷,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全靠个人的心力,这的确是一件艰辛的事情!他在这部巨著的序中说:“寿镛飘零海上,时值用兵,双鬓已皤,一卷不释。读元次山诗,曰:‘斯世虽乱,吾心不乱’。积一二月之心力,汇五百载之文献,枪林弹雨之中,汗竹秋灯之下,勉写成篇,以报乡先哲于万一,亦他州作客,垂老信书之意乎?!”《四明丛书》与其他乡邦文献比较,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973年,日本宫崎大学教授山内正博,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寿镛的思想》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说:“张寿镛是一位(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他……编纂了《四明丛书》,对丛书中的各书分别写了序言,并作了注释。通过这些序言和注释的内容,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思想和王应麟、王守仁、黄宗羲一脉相承。张寿镛的思想虽然有时和上述三人思想不一致,但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当地流传甚广,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是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