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1)

作者: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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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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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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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198字

文智效民


20年前,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予以很高评价,与此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


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就会继续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甚至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任人驱使的奴隶。好在近年来国人开始对1952年院系调整有所反思,清华大学也正在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但是我们对通才教育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前辈学者的水平;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高速发展等急功近利的观念所困扰,这使“人”的培养大受影响,“机器”的制造仍在进行。为此,回顾一下当年清华大学教授们在通才教育上的意见,应该有助这个问题的解决。


一、梅贻琦如是说


说到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梅贻琦是最有力的倡导者。梅先生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他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前身“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20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学生,赴美国专攻电机工程,学成后返回清华任教,并担任教务长、校长多年,直到1948年年底才离开北平。


俗话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作为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梅在学校里倡导专业教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学科教育即专业教育,乃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主题。据我所知,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就有“大学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的规定。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也就理“所”当然了。


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校长的,为了纠正上述偏颇,他上任不久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委婉地批评了有些学生热衷于开会、宣传之后,又诚恳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近年来国人对梅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很多人并不明白大师乃是博极古今、学贯中西的通人,这种人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才能发挥其作用。然而,我们的通才教育在哪里呢?多年来人们不断呼唤大师,渴望诺贝尔奖,却不知道没有通才教育,怎能有大师出现,更不要说诺贝尔奖了。


第三年,梅又在开学典礼上说,听说今年的新生大多数愿意学理工科,“这大概是因为社会方面近来注重理工之故。理工为实用科学,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他介绍说:为避免新同学在选修专业时有“匆率勉强之弊”,学校决定今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并不分院系(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不必即决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内细细体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习何科较为适当,然后再决定”。这种设想在当时不算什么,但是放在今天却是空谷足音。与那时的学生相比,我总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可怜得很:且不说初中毕业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好一点的也只能去职业高中接受专门训练;也不说为了适应高考,进入高中后又要面临学文科还是学理科的命运选择;单说考大学的时候,要在众多的学校和无数的专业中填报志愿,就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所谓填志愿就有点像押宝,其参照系往往是什么样的专业在毕业后好找工作;至于个人的志趣所在,性情所近,则几乎不加考虑。这种拉郎配式志愿选择,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几乎没有两样。


到了1941年,为庆祝清华建校30周年,梅校长又在《大学一解》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文章说,从心理角度来看,人格可以分为“知、情、志”三个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却只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再加上学校课程太多,学生压力很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知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也就在所难免了。梅的说法让我想到,近年来每逢发生重大事件,在电视采访中几乎看不到不同的声音。许多大学生和专家学者往往像留声机似的,只会重复权威发言人和社论的声音。这大概就是“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吧。


在这篇文章中,梅还反复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并反驳了“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衷主张。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出于以下一些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不是“新民”,而是扰民(这一点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基于以上理由,他提出专才教育,


必须改革;通专并重,“窒碍难行”;“通重与专”,方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