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闻为复旦百年华诞作(1)

作者: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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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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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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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316字

?天、堂


文陈四益


复旦大学很快就要过它的百年诞辰了,好像该为它写点什么,但几次坐到电脑前,却不知从何说起。惊天动地的事,让亲历者去说更为亲切,我经历的,不过是些小事,但参之平日所闻前辈先生的讲述,似乎也还可记,因题之为“如是我闻”。


校名


大概是1958年,正逢大跃进,什么都喜欢“大办”大办农业、大办钢铁、大办教育、大搞科研……讲形势,大好;讲成绩,伟大,反正“大”总是好的。受了这种好大氛围的影响,学生中对“复旦”这个校名很感不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不是以省为名,就是以市为名,显得很大,惟独地处上海的这所综合性大学却叫“复旦大学”,一点也沾不到大上海的光。于是,要求将“复旦大学”改名为“上海大学”的呼声顿起,在学生中最为强烈。


以往,特别是1957年之后,学生中有了什么问题,总是党委出面,或劝阻,或解释,或鼓动,或批判,这一回不知为何,却把陈望道校长搬了出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望老用他那义乌官话对校名说了一番话,话不多,却充满了感情。他说:“‘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现在‘光华’已经没有了,‘复旦’还是留下的好。”老实说,如果不是望老,换了其他人,学生未必买账。但他老人家这样说,大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改校名的事从此不再提起,但我们心里总还觉得“上海大学”来得响亮。后来听前辈先生说得多了,才知道望老那番话,不仅是对一个老校名的依恋,还饱含着一种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热烈情感。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我们只知道是《卿云歌》中的一句,但并不清楚从中摘出“复旦”二字作为校名,其中的曲折与艰辛。复旦的创办人是马相伯(名建常),他弟弟就是中文系学生都知道的中国第一部文法专著《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当时上海的学校多是外国教会主办,如“徐汇公学”就是法国教会办的。马相伯先生信教,还是法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但他想要出资办的,是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清朝晚期,眼见大清国运气数将尽,列强瓜分之势已成,爱国的中国人,总想自强自立,不仰仗官府和洋人的鼻息。办自己的学校,培养救国的人才,也是民族自立之一途。相伯先生的想法,得到了不少爱国青年的拥护,如后来名声很大的邵力子、于右任等,虽然都已经有了科名,也都表示要抛弃旧学,学习新知,到马先生创办的学校重新学习。于是就有了“震旦公学”的成立。邵、于等人,既是公学的学生,也受马先生之托,主持校政。“震旦”,即佛经中所谓“中国”,拉丁语的“东方”,那校名就有日出曜于东隅的意思。学校一反法国教会的办法,全用中文授课,政治倾向趋近于当时的革命党人。学校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官府和教会的双重注意,因此压迫随之。法国教会强力要把“震旦公学”收为教产,要马先生交出治校权。此举遭到教师、学生的强烈反对。最后迫于无奈,以马先生为首的一部分师生便毅然脱离震旦,另立门户,重新开办了一所新的学校,这就是“复旦公学”。马先生的破门离教,不知是否也同此有关。辛亥革命成功后,马先生成立校董会,特邀孙中山先生任校董会主席。过去复旦校庆是5月5日,就因为1921年的这一天,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解放后,把校庆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的5月27日,有当时的理由,今天看来,实在大可不必。


光华大学的成立,与复旦有相似之处,不过时间较晚,是在1925年“五卅”之后。由于学生罢课,声援罢工,并为死难烈士降半旗志哀,圣约翰大学校长美国人卜舫济竟当着学生面,降下并撕毁了中国国旗。学生愤起抗议,宣布脱离学校,校方便列名开除。只有同是教会学校的沪江大学表示了同情,愿意收容被开除的学生。不堪忍辱的师生决定另起炉灶,在上海乡绅王省三和宁波人张寿镛等资助下,办起了光华大学。


了解了这一段历史,对于望道先生“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那番话,才有了真切的理解。光华在院系调整中归并了,留下了复旦。一个校名,就是一段历史。而复旦这一名之立,包含了多少前辈的心血、期望、理想和为此不懈奋斗的精神。校名在,思念也在。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奋斗过来的。懂得过去,才懂得珍惜学校的荣誉。


校歌


恕我孤陋寡闻,打进学校到离开,15年间,不知复旦曾有校歌。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北京开校友会,会前发的材料中才见有校歌一首,颇感诧异。歌词中“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尚嫌泛泛,但后面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却大有意味,觉得有此几句,就有了复旦立校的根本。


校歌的歌词是谁作的?有人依据歌词,以为是陈寅恪,因为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有“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之句。这几句话,今之君子都津津乐道,以为是陈氏发明,校歌歌词精神既似,便加附会。其实,复旦的校歌作于“五四运动”之后,大致是20年代初,而陈寅恪这篇铭文写作的年代已经是20年代末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五四”之后,几千年的精神禁锢被打破,要求精神之独立曾是中国进步知识界一种普遍的思潮,非独陈氏所有,也非复旦独有。


想到陈寅恪的原因,自然还因为他曾是复旦公学的学生。现在讲陈氏,大多只说他负籍西洋,讲学清华,以及后20年间事,对于他求学于复旦公学,好像很少有人提到。复旦自有其传统。它很少以学生***了多少政要、名流自炫;也很少以多少名师曾在复旦传道授业而自夸。这是它的大气处。即如孙中山先生担任校董会主席一事,又有几人知晓?更何况陈氏。一所大学,到了只是沉醉于往日光荣的时候,恰恰表明它已衰落,缺乏保持其水准的自信。我希望复旦在今后也不要沾染这种庸俗的时尚,要紧的是把学校办好。


校歌的作者,闻之于前辈先生,另有其人。此人也曾大大有名。就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诗人刘大白。大白先生是白话诗的倡导者之一,有《旧梦》等诗集出版。我读过他的《白屋说诗》,起先发表于徐蔚南编辑的《复旦周刊》,后来结集成书,内容主要是讲《毛诗》。在当时,那是非常解放的见解。快要一个世纪了,年轻的朋友对刘大白多已不知道了,但复旦的师生,为了他那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也应当记得这位校歌歌词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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