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重建中大(1)

作者: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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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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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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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406字


文王运来


1932年,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1941年去职,计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罗家伦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一、易长风潮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


1930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要求出兵抗日,捣砸诋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6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7月上旬,行政院议决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8月26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生于1897年。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为北大《新潮》杂志社的发起人之一。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份5月4日当天北京惟一的印刷品传单,在该宣言中首次提出“五四运动”一词。还被游行队伍推选为代表,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说帖。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历史,又转往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翌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党务学校代理教育长。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遭日军惨杀。罗家伦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蔡为外交处长),受命与日军的师团长交涉,其胆识颇为国民党上层人物所称道。三个月后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时,他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时年31岁。可见,罗家伦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可另一方面,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五三”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这样的校长客观上易为学生所接受。于是,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二、“六字”治校方略与“四字”学风


1932年9月5日,罗家伦到校视事。聘任孙本文、张广舆为教务长和总务长,以接替竺可桢和钱天鹤在整理期间所担任的职务。确定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接着,便公布了教育部批准的学生甄别实施办法8条。通过甄别考试,开除学生19名,合格的学生于10月11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开始授课。是日,在全校大会上,罗家伦作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陈述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


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六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


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惟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


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在中央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三、“聘人是我最留心的一件事”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他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