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的孩子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一直想知道七个小矮人的来历。我笑笑，告诉他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童话故事，并不是冗长的或者剧本，作者本身就没有交代七个小矮人的来历。

他始终对这件事难以忘怀。他问过很多喜欢说故事的汉子，问过流水线上的妇女，也问过前来考察的大学生。没有谁能告诉他，七个小矮人的爸爸究竟是谁。

冬末回家时，他心里依旧惦念着此事。他再三恳求我，如果有这个故事的其他消息，一定记得告诉他。我在分别前答应了他。

开春回厂时，我心里已经写好了答案。只是，我从此再没见过他。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也没有谁追根究底查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很快，空缺的位置被新人填补，大家也在汗流浃背的劳作中迅速淡忘了这个喜欢用烟丝来换取故事的男人。

我一直很想告诉他，我已经有了七个小矮人爸爸的下落——他去了很远的地方，就像我们为生活所迫才不得已离开自己的儿子一样。

母亲的声音

他每天清晨都会经过那条小路抵达我的门前。我熟悉那句尖亮的吆喝：“热腾腾的豆浆豆腐脑哎——”

这是她母亲特有的声音。我经常向他打趣：“幸福的人是在鸟声中惊醒，而我，却是在你母亲的嗓门下昏倒。”他仰面看到楼顶上衣衫不整的我，嘿嘿讪笑。

高中三年，他母亲的吆喝成了我起床的号角。我习惯将在惺忪着双眼开门时递出一枚雪亮的硬币。而后，接过那碗事先备好的豆腐脑，与他一同朝着学校的方向扬长而去。他母亲时常会在身后唠叨：“慢点儿！让我用三轮车送你们去吧！”

他头也不回地向后猛烈挥手：“不用了，我们晕车，你那宝马开得太快啦！”这句亘古不变的台词，总能在清晨的路上勾勒出两位懵懂少年的欢笑。

其实，坐上那辆破旧的三轮车未必会迟到。只是，我与他都觉得有些难以为情罢了。十六七岁的年纪啊，谁不曾爱美虚荣？当时除我之外，学校里再无其他同学知道他母亲在卖豆腐脑，并且依靠那一碗碗廉价的豆腐脑维持生计。

他从不对别人说起，而我，亦是心照不宣地保守秘密。每次开学的调查表上，我都能看到他填写的内容。在那沓载满所有同学信息的资料里，他的母亲不再是一位当街吆喝的小贩，而是一名体面的流水线工人。

我虽不大喜欢这种维护虚荣的方式，但隐约还是能读懂他的无奈。于是，彼此便这般小心翼翼地行走在逼近青春尽头的路上。

有一年冬天他病了，烧得厉害，连夜请了病假。于是，我在屋内四处翻寻我的闹钟。我想，倘若找不到闹钟，我第二天势必要迟到。

让我难以预料的是，他母亲的三轮车竟如往常一般停在我的家门口。尖亮而又明朗的吆喝使我从梦中惊醒。半晌后，我惺忪着双眼开了门，才恍然想起他昨日病假的事实。于是，心里顿然涌起了一股莫名的热流。

那是我第一次陪她的母亲吆喝。凛冽的北风和散漫的雪，让我渐渐明白了这位平凡母亲的不易。上坡的时候，我见她蹬得尤为吃力便帮忙推车，她回眸时的感激神态，使我无地自容。这么多飞逝的日子里，我和他都从未想过，那个必经的大坡，她到底是如何上去的？

后来，我向他陈述了这件事，并极力要求他今后帮助自己的母亲推车。我以为，我的提议会被他应允，却不料，竟因此爆发了从未有过的口舌之战。

我对他这样的行为感慨不已，也与他僵持了很长时间。但在那段尴尬的岁月里，他母亲始终不忘到我门前吆喝。我时常以为他也在楼下等我，可每每下楼时，却只能望见他匆匆奔远的背影。

几年后，他母亲不幸因病辞世。我从北方乘车回去吊唁，在惨白的视野里看见了消瘦的他。送葬的那天清晨，我跟着去了。倔强的他，始终不肯在人前哭出声来。

行进时，忽然听到一位汉子在陌生小巷里的吆喝：“新鲜的豆浆豆腐脑啊——”

一路沉默的他，终于悲咽嚎啕：“我可怜的妈呀——”

许多随行的人都哭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那声吆喝，就是所有苦难母亲的声音。

阳光的布衣

记忆中的芦苇再次被夏天的暖风吹得东倒西歪。

十岁那年，父亲用笨重的三轮车载着我去田野里施肥。七月的风，吹得茂密的秧苗在碧蓝的天际下泛起一层层浪涛。父亲将我放在田埂上，再三叮嘱我不能乱跑，不能乱动。对于一个尚处童年的调皮孩子来说，这无异于画地为牢。

我坐在葱绿的田埂上，一遍又一遍喊问佝偻在天地间的父亲：“爸，好了吗？你还要多久？河里的鱼都跑光啦！”

我之所以愿意抛弃那些天真的玩伴，跟随父亲来到这里，全然是为了河中的游鱼。父亲明白我的用心，很早便收工上了田埂。

我沿着河岸，肆无忌惮地奔跑，夏日的明媚如同流水一般清洗我的身体，却不留丝毫痕迹。我的快乐，像无处不在的时光，永远留在了十岁的夏天里。

鱼儿像是知道我的动向，任凭我如何努力，绞尽脑汁，它们都能从我的手缝里，脚趾间毫无顾忌地逃去。十岁的孩子，终于失却了原有的耐性，他蓄着心中的一团愤然怒火，大步流星地朝无法预料的河中走去。

父亲的呼声无法改变我最终掉落深渊的结局。我在冰凉的河水中挣扎扑腾，渴望找到一棵结实的水草，或者一根充满浮力的木棍。没有边际的黑暗使我在顷刻间觉察到死亡的恐惧。带着腥味的流水毫不留情地灌进我的鼻孔，大脑瞬时停止了工作，连空白和回忆的功能都丧失得无踪无影。

我永远记得父亲将我抱起的那一刻。一个孩子的任性和妄为，终于在一个流光盛放的夏天里，被突如其来的死亡和恐惧击毙。我一面咳嗽嚎啕，一面紧紧搂住父亲的肩膀，不愿松开。求生的本能让我觉得他就是一棵结实的水草，一根充满浮力的木棍。

他隐住一切严肃和冷漠的表情来安慰我，用湿漉漉的胸膛贴着我，用抓来的肥鱼轻哄我。

高高的芦苇地里，铺晒着我和父亲的衣裤。我俩一丝不挂地蜷缩在清风和秧苗的世界里，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桶里的河鱼。

那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父亲的温柔。其实，我多想告诉他，他的微笑和安慰，远比责骂和怒打更具杀伤力。

晚风把我吹得瑟瑟发抖。他用温热的身体抱住我，细致地为我穿上卷着阳光气息的衣裤。夕阳从他的背后沉沉落去，我面对着他，忽然看不清他那张富有轮廓的脸庞。七月的风依旧在田野上拼命地吹，一层接一层的绿浪。周围是米色的芦苇和窸窸窣窣的声音。

那天傍晚的路，被夕阳映照得很长很长。我坐在笨重的三轮车上，忽然很想再次抱住我的父亲，陪着他，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而今，父亲已辞世十年，那片肥沃的田野和米色的芦苇地都将会被林立的大楼所吞没。每次遥望田野，都会被轰鸣的机械声所惊醒。我分明看到，有位慈祥的父亲，正和他的孩子瑟瑟蜷缩在那片清风漫过的芦苇地里，眼神里饱含着失却家园的恐惧。

我多想抱住那位父亲，轻轻地安慰他，并帮他穿上那些卷着夏日阳光气味的布衣。

为你提前五分钟下课

他是班里最怪的学生。任课老师不止一次跟我说，每到临近放学前的那几分钟，他总是坐立不安，忙着收拾东西。铃声一响，老师还未走下讲台，他便一溜烟消失在了花园背后的小路上。

我不曾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就成绩而言，他一直都保持名列前茅。于是，我就没有必要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无故打扰到他学习的积极性。我承认，对于成绩优异的学生来说，我时时都怀有庇护心理。可谁又能说，这不是人之常情？

那天上午，因为备课不够充分的缘故，直到下课五分钟，我的内容已然还不曾讲完。为了不将最后的一个要点拖到下节课上，我打算继续拖堂几分钟。

“老师，好像已经下课了。”他怯生生的坐在那儿，指着教室前面的大钟对我说道。

“我知道已经下课了，我都不急，你那么着急做什么？”从我的角度来说，拖堂，学生应该高兴才对。因为，那是一位老师极负责任的表现。他的不知深意，让我有些不悦。

“老师，下节课再说吧。”他低着头，一面捣鼓着手里的文具盒，一面在人群中喃喃地催促。

“我偏不下课，偏要把最后一个例题讲完，你能怎么样？”他一直是我心中的骄傲。不论作文比赛，还是奥林匹克，只要他参加，定能帮我夺回一个名次。可此刻，他却这般不懂礼貌。他的鲁莽和放肆，让我禁不住怒火中烧。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立起身子，夺门跑掉了。我站在高高的讲台上，险些把杯子给扔出去。他弯来拐去地在人群中偈偈前行，片刻间没了身影。

午后，他如常归来。我气急败坏地用宽硬的直尺在他背上猛抽了两下，他头也不回，双肩却猛烈地颤抖。我把他叫进了办公室，盘问他为何要无视纪律，任意妄为。

“老师，我没有逃跑！已经下课了！”他死不认错，理直气壮地与我狡辩。

那时我第一次批评他，也是第一次责打他。我把他那双古铜厚实的小手摊开，用冰凉的铁尺在上面咬出一道道深痕。我一面故作狠心地打，一面声色俱厉地问：“你以后还跑不跑了？还敢不敢无视课堂纪律？”

后来，他哭了，跟我道歉，认错，并写下了泪渍斑斑的保证书。我不忍再责罚他，此事也就此过去。但遗憾的是，没过两天，他又故病重犯了。

我惊觉自己的言行开导已经失效。无奈，只好对他进行家访。因为那是我似乎早就断定，他有了隐约的厌学情绪。要不，成绩如此优异的学生，怎会在课堂上三番四次地逃离？

傍晚，我跟着他，在风起的山路上霍霍地走着。他三步一回头地看我，面露羞赧。我以为他又要逃跑，于是愤恨地说说：“总是要面对错误的！”

他开始逆风急行。漫漫的山路上，他走得那么倔强而又坚定。可最后，他还是朝着贫瘠的山上逃跑了。我跟着那个倔强的背影追了半天，最终无奈而又愤然地呼呼喘气。

过了片刻，他背着个大箩筐从山上缓缓下来了。我正想痛骂，却见他身后隐约跟随着一个步履艰难的身影。那是一位面色憔悴的妇人，顶着头巾，拄着粗糙的木棍，在他的搀扶和带领下，赶着无限夕阳回家。

那天的家访，我做得泪流满面。教了整整两年，直到那夜，我才知道面前这位瘦小黝黑的男孩，早年丧父，生母脚残。他的母亲，就这样背着箩筐拄着拐杖颠簸在村与小镇的几里山路上，靠卖一点粮食和青菜，维持家用，供他念书。

他争分夺秒的真正意义，是在于用自己的奔跑早早迎上赶集归来的苦难母亲，好让她少走一些山坡上的弯道，少受一段风尘路途的磨难。

之后，我和所有任课老师都打了招呼，将最后一节课的下课时间提前五分钟。那五分钟，我相信他会跑得很快，会跑过碧草如茵的河岸，会跑过黄沙漫漫的丘陵，也会跑过，他母亲赶集时必经的那条小路。

他的每一次奔跑，都能让我在冰寒雪天里找寻到一股愈渐汹涌的热潮。

原来那么爱他

北上念书时，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父亲。他是典型的中国男人。思想保守，行为独立，责任心极强。他很少说话，自己能做的事，也从不会推给别人。

我记得高一那年，班里组织长途春游，报名时，全班独我一人不曾举手。同桌问我为何不去，我趾高气昂地告诉他，我早去过了。可实质，我哪儿也没去过。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避开这些需要缴纳经费的活动。

周末回家时，我依稀对母亲提及了此事。我没有告诉父亲，班里组织了这样一个活动，而我，却没能参加。

第二日清晨，父亲赶来送我。我有些惊喜。印象中，从我记事那天开始，木讷的父亲就从未在门前迎过放学归来的我。我知道，这种表达对女儿的疼爱的露骨方式，会使他觉得羞涩，难以面对。

他把活动的经费硬塞给了我。我当时虽不愿为此增加母亲的负担，但心中还是由衷窃喜。我多渴望坐上宽敞的巴士，沐着朝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事过许久，我才知道这笔不小的开支使父亲在嘈杂的工地上干了整整半月苦力。

我用余下的钱给父亲买了一个廉价的塑料打火机。我跟父亲说：“火柴太过于烦琐，以后你要想抽烟，用手指这么拨两下就行了。”父亲的喜悦让我辗转难眠。那么多年，我都不曾顾忌过他的感受。

临行前，我始终觉得内心不安。我想，我该对苦难的父亲说些什么。譬如，爸爸，我爱你。爸爸，你这些年辛苦了。

我到底没能对着父亲的脸轻声吐出那温热的三个字。我害怕什么呢？我不明白。一路上，我都在想，为何我不敢对至亲的他倾诉这些报以感激的言词？

我在小镇上看过不少外国电影。里面的小孩儿都懂得向自己的父亲袒露心声。而他们的父亲，也极为喜欢这种热烈的表达方式。每每都会紧紧地抱住他们，并说一些动人肺腑的话。

快到检票口时，父亲将手里的东西递给了我。我混着熙攘的人潮，大声说了一句：“爸爸，我爱你！”

他不曾说话，更没任何反应。大抵周围太吵，他不能听到。我心里失落极了。我多希望我的父亲能像电视里的演员们一样，轻轻地抱抱我，说一些送别的话。

大学四年，我和父亲如同忽然断了联系。他不会主动打电话给我，而我，亦不喜欢听他在那头的冷冰冰的声音。

每年春节回家，母亲都会私下告诫我，该给父亲多打几个电话。我每每总是答应。可只要提起听筒，就总会想起父亲那张严肃的面孔，顿时，思家的热情便消减了大半。

毕业后，我毅然留在北方省城。母亲几次说要前来看我，无奈均被家中农活琐事困扰。父亲依然对我冷漠，不闻不问。

生活处处碰壁。平日好高骛远的我，最终留在了一家随时可能倒闭的工厂里。流水线的运作使我双手生泡，可我还是强颜欢笑着对母亲说，我进了世界五百强企业。

父亲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就说了短短一句：“如果觉得外面不好，就回来吧。”我抓着听筒，依着冰凉的墙壁，泫然欲泪。我忽然想起这些年他对我的默默付出。

他习惯了沉默。一切苦难和责任，他都独自承担。我有种不可言喻的愧疚。

深夜，我给父亲写了封信。信末，我再次鼓足了勇气告诉他：“爸爸，我爱你！”

很多天后，他都未曾提及关于信件的事情。直到后来问他是否有人送来信件时，他才漫不经心地说有。

累积了多年的情感，再度被抛入深渊。我时刻在想，难道父亲就不懂得换位思考？难道就不懂得就想想他的女儿说出这样一句话，需要多大的勇气？而后，又要经受多么难捱的等待？

问题再不可能拥有答案。没过几年，父亲便因病去世了。

陪同母亲整理衣物时，竟在箱底的大衣里寻出了当年的那封信件。一股澎湃的热潮，瞬间涌上了我的双眼。

原来，我错过了那么多可以好好再说爱他的时光。

原谅我从来不懂你的心

弟弟走丢那年，我刚巧三岁。因此，对于他的记忆，就像此刻落笔前的纸页一般，苍白无比。

很多年后，我初懂人事，母亲便三番五次地叮嘱我，倘若在外地见到有人长得和我颇为相似的话，一定要记得问问他的消息。也是从那时候起，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个苍茫的人世间，我还有一个不知身在何处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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