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如上次大战，交战国人对于敌人都有其胜负的预测，中国人战时对于敌人日本亦是一样，但中国人更有其从天道悠悠来看这场战争，所以那回也是惟独中国人能观察得天下形势最准确。现在亦是中国人都感知核兵器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已在不远，而他国人则尚看法不一，他国人今年来骤增危机感，电视上报告法国人口的一半以为大战要来临，但虽如此，亦他们只是就事件的情报的判断，不像中国人还有天道。天道要劫毁是远比事件的严重程度更是决定的。

预知则有心理准备。譬如日本人有瀑布修行，寒天立于瀑布中，让瀑布夹头夹脸冲击一身，约诵《般若心经》一遍乃至三数遍的工夫，亦不致生病，而若人在不留心时身上被泼一盆冷水，那就容易受冷成病。对于一个时代的劫毁之来，亦是预知者比不曾预知者要强得多。

中国史上的革命是为对应天道劫数

孟子讲先知先觉，是比旧约里先知的因于神示者不同，亦不同于佛经里说的觉，佛的觉没有致知。孟子说的先知先觉是《易经》

的，因于文明的理论学问的。

生物有预感能力，因为生即是识，生即是感。春气始动，霭光水色就不同，此不能单从科学的理由来解说，而是云气与水也是有感的。至于有生更有命的动植物等则更有感还有知了。但至人类，知识的堆积渐致把直感的能力萎缩了。惟中国文明能开头即把这点来理论学问化，即是《大学》讲的格物致知。格物是以感，感得了还要知其所以然之故，而于以行事与制器。

中国史上的先知先觉者，其背境是万民亦皆有高度的知觉，

不是孤单寂寞的。当然先知先觉者是极少数，譬如当年国父孙先生的提倡革命，初时不易得人听信，但也到底国人起来了革命的大行动，出现了民国，不比旧约里的荷马史诗里的先知的到底无功。亦与近代西洋史上的革命领导者及革命群众不同，因为中国的革命是革天命，有着个“天”字，而西洋的革命则只为人事的功利，没有个“天”字，没有天意的讲不到先知先觉。

可别以更明白的二事例来说明。如中国史上的每次民间起兵，皆不为制度功利，而只为人心感到了雾数，天意要除旧更新了，这里的先知先觉，与民心思反，四方风动应之，西洋史上就无其例。

清末以来的革命虽与西洋的革命有相似之处，但是有着革天命的这点，所以不同。

西洋人是只有事功，所以现在如美国的产国主义的所谓福利社会就没有了革命。而惟中国人不甘心于这样的没天意的社会。惟是事功的民族即单以权力的制驭方可长久维持得，但是惟中国民间必会解脱出来，不会长被压制住，因为中国人总是有着个天意以为余裕，反抗可以借用侧面的乃至反面的方式。

中国是有这样能感知天意的民间，所以出来得中国史上独有的先知先觉者。

由是可知孟子所谓先王的教化与孔子的学问的伟大，即是在于培养万民的感知能力。节气祭祀是教以对大自然的意志与息的感知，宾主伦常之礼是教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思的感知，制器作物有典章，是教以于物之品德的感知。如此，故中国虽民间亦能感知历史上有天意，渔夫樵子在山边水涘闲话，以古喻今，多是对于天下形势感的兴趣。

希腊荷马史诗里尚有讲神意，后世西洋无复希腊的神，遂亦无复史诗，惟中国一直是无论正史与渔樵闲话皆有天意，是史诗，而且天意比神意更是知性的。日本的平家琵琶与太平记讲谈，有个皇室，就有着个“天”字了，但是也不及中国人讲朝代兴亡之际的天意。日本人改写中国的《三国演义》，就去了这天意。

于天的感知，还有于人的感知，于人的感知是先教以孝父母，孝是对历史传统的自觉之始，孝又是对天下人明恕之始。人自孩时就会看父母的表情，察知父母的心意，父母高兴我也笑，父母不乐了我就晓得要当心好，子与父母一体之仁，是与天下一体之仁之始。所以中国人春风陌上于行路者皆有好情怀，王者无外，五族共和之基是在此。乃至对敌人亦有一种亲情，能细心体察其困难与得意，如看亲人的休戚与其短长。伺敌之动静于几微之间，如伺亲人

的乍嗔乍喜之无隔。是故知天意则知形势，知人意则知敌情。而由此可知现代人的不修祭祀与节气行事，对大自然无喜庆之感，又且是个人主义，对他人的休戚全然不感，虽有雷达与电子计算器处理情报，亦于活的形势一无所知，今即最没有像美国人的不知天下形势的了。时运好时，是像搓麻将牌，横搓也会横和，风头变了则就输个留不住了，像美国人今就是在倒霉了。

临大事是最要亲切

由此可知孔子的理论学问的伟大。孔子是以“仁知”二字来概括引伸先王的教化。仁即是感，仁是二人，与个人主义正好反对，不仁谓麻木不感。《易经》就是对天地万物之感为一切知识之始。孔子提出的就是格物致知的学问。格物是以感来格得物之象，致知是从物之象而现出形式来，于是可以为知识，可以为制作。此与西洋的印度的都不同。西洋的是以致知去格物，即是以方法论去求知物的究竟，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以数学的方法不能处理无理数，以物理学的方法亦不能说明素粒子的所以然之故。冈洁从其研究数学的体验，数学上的大难题不能以方法去发见答案，而是要

以直感得了答案的法姿，亦即是物之象，从而生出新的方法来把它写成方程式，亦即是物之形。汤川秀树说他在物理学上的发见的体验，亦是先有结论，后有证明，即是格物在先，致知在后。

而印度的佛教则是格物而不要致知，此所以没有建设。要致知才能制作形式，文明必是有形式的，而印度文明于形式贫绌。至于西洋根本不能格物，所以一直是无明。

《大学》里说的“格物致知”，即是《易·系辞》的“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万物万事的所以然之故是卦爻之理，简单的说即是易理。中国是有易理，所以不讲西洋的那种逻辑与辩证法，亦不讲印度的因明学。

易理讲事物的所以然之故，先是悟得此事物之象，《易经》说是卦象，而西洋的辩证法却是入手即从事物之形（物质的运动的形态）。如画一枝花，他们不知花之象，而只知花之形，画了出来的不是真的花，他们亦觉得本体有问题，而说成唯心的，唯物的，但唯心的与唯物的都到不得物之象，都画不得一枝花。所以那辩证法开头即已注定其不是创造性的了。创造性只有是生命的。《大学》先讲格物是格得物之象，跟着讲致知，是知物有本末先后的顺序，与上下左右前后的位置，这就是生命的。西洋人说静止的辩证法与运动的辩

证法，却不知该是生命的辩证法。而中国根本连辩证法这个名词亦不用，因为万物的生生变易即是一切，是自证的。辩证法却是以观念论来他证，于真实的物有疏隔，所以不亲切，只会徒劳而已。

三段逻辑是，若甲等于乙，乙等于丙，则甲等于丙，但若不知本末先后，则何从相等。从逻辑不能知本末先后，而从本末先后则知逻辑，乃至可不用逻辑之名。如围棋的自叫棋理，不说逻辑。围棋最讲着子的先手后手。辩证法讲重点主义，讲决定的因素与被决定的因素，那只是力的关系，都不知着子先手后手才是生命的演绎展开。西洋人不知物理的力与运动只是天地万物生生变易的一部分的现象。

辩证法讲否定，都不如老子的说一句“反者道之动”，是生命的一跳跳了出来。讲否定的否定，亦不如生生变易，万物流转而不居，是故有盛衰兴亡之理，中国人说的盛衰兴亡里是有着天意，辩证法讲否定的否定却不知天意。所以逻辑与辩证法总不得精密，今他们是以数学的群与统计的确率，来求更近似于精密，这是犹如数学的以微分积分来求更接近于解决了无理数的问题，西洋的物理学者更在执拗着必要再分割素粒子，以求得物的究竟。凡此徒劳，皆是因为不知感以格物，从而致知，他们却在要以方法论，以致知来格物。现在美国式的学问方法更在要排除感字与所谓情操，而说如

今是雷达与电子计算器的情报学时代。但等到音乐与图画都由电子计算器来作成，这世界就彻底的与文明绝了缘，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历史也最后灭却了。

印度的因明亦不是好东西。释迦七岁学因明，都不如中国旧时的小孩启蒙就念《大学》，念《诗经》。因明的宗、因、喻（即答案、理由、举例）都不出一种辩证的方法，中国《诗经》的说兴、赋、比，就比说宗因喻好，因为宗因喻是他证的，而兴赋比则是自证的。

逻辑的二物相等是数学之所以成立，亦是汤川秀树所谓物理学上的同定之理，当然是必要的，我们也日常都在应用。但是万物尚同而尊异，同定之理只是依于一个“同”字，应知尚有一个“异”

字，相同当然可以统一，相异亦可以统一，这就不是逻辑的相等与不相等这样简单可以处理了。逻辑的等号与不等号里都没有个性，放在应用时尚须别有创造性在，如人裁衣，当然要量量两袖的长短相等，若连这亦不会，你就休想裁衣，但决不是会量两袖长短相等就是你会裁衣了。裁衣与建筑制器，都要应用逻辑的等号与不等号，但衣之所以是衣，房屋之所以是房屋，器之所以是器，则都不是在此。又且有的东西的创造，如书法的笔姿是没有相等的。又如梅枝撩乱，无不是好姿，却没有哪两枝是相等的。生命的东西，其

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往往是一，此所以逻辑的应用面是很有限的，若应用至于如民主的以相等为平等，此即是不好了。

逻辑的是与非，等号与不等号，是抽象的观念的，不得亲切，不可与言天下之同异与礼乐。物物之同异是要从其物之象来看，如花与美人可以是同，而男与女则同是人而异。所以《易经》讲卦象，而今时以男女平等为同等，则是不好了。

唯物论的错，不是物不好，是错在其论物而不知物之生，不知物之象，哪里还能于物有感，亦哪里还能于物有知？如此乃知《易经》的物生而有象，象而后有数，才讲得到物物之是非同异，相等不相等。原来逻辑与数学及物理学，皆是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与其侪辈的格物致知这株文明的大树抽出来的枝干，而西洋到得现在的美国人学者，是倒身骑坐在枝干上用斧把它来砍断，从树本脱离了。他们是从古代希腊人起已开始忘失了本来。

好乱人是新世主

人与万物同在，才能有感于物，而西洋人是在理论学问上先已与物脱离了。所以他们乱造作营为一番，不得一件真的东西，一旦

劫毁临头，亦毫无预先感知。所以今番是世界的历史只有看我们中国民族来如何全部担当。

讲到造作营为，中国的却有礼乐治世的制度与制器，而其所应用的理论学问是《大学》里说的事物有本末先后与絜矩之道。絜矩之道是“所恶于前，毋以施于后，所恶于左，毋以施于右”，孔子把来概括说是一个“恕”字。单这一个“恕”字就超出了西洋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制度的原则，也超出了支配与被支配关系配合的器物制作的原则。中国文明的制度与制器是只依于事物的本末先后就好的，譬如书法，第一是格物，悟得了什么是书法，于是只照落笔的先后程序来写就好，只看无论是王羲之的字，或《石门颂》的字都是笔笔自在，左右前后相得，没有所谓重点主义，决定的与非决定的因素等。梅花树亦只是本末先后，那枝干就只管尽情的撩乱亦自然都会是好姿势。

梅树枝的分布的姿势，是因为有意志，有息的，所以会是这样的自然得好。书法亦是笔笔皆有意志有息的，所以一字的结体与全章的布白可以有这样的自然得好。这里格物与致知乃成了只是一个。而亦有是格物与致知是截然分成两件事的，如数学上的发见，先以冥想直感得了问题的答案的法姿，此是格物，而随后把来写成

方程式，则是致知。发见答案的法姿时充满了喜悦，而及至写成了方程式之后，就喜悦消失。物理学上的发见，先有结论，后有证明，亦是格物与致如为二。数学与物理学的方程式与证明只是符号与手段。但如书法，则不以冥想而以直观于物，而感得什么是书法，写时笔笔是创造，不是只把所感得的来摹写，而是笔笔皆有感，此即致知亦即格物，二者可以不分，所以书法写成后还是喜悦不会消失，佳书每看喜悦如新。中国的绘画、文章等亦可以如此。

而如此我乃想着了原来《易经》的占便是致知与格物为一，所以中国人特有一种先知的本领，不比于外国的预言者。《易经》发明筮占卦爻，是占卜的理论学问化。虽然龟卜亦还是并用不废。这里先说占卜何以可是预知。占卜乃是触机而悟。譬如冈洁说的他在数学上的发见的经验，他心里存着一个问题要解答，无日无时不念兹在兹，想时在想，不想时亦在想，而有一次却是搭乘到学校去的巴士，就在一脚跨上车门踏格板的一瞬，豁然发见了那问题的解答的法姿，这跨上车门踏板就成了触机，是神奇的了。以前有禅僧因扫帚掠飞一颗石子打到竹上那一声响而悟，亦与此同。龟卜的兆，亦便是触机，与诸葛亮的因一阵风过，遂占得一课，亦都是像这样忽然省悟，故可以把所疑的一桩事豁然的得了解答。筮占的基本亦

是在此。

中国的理论学问亦处处是感，其民族所受先王的教化如此，所以民间一般人亦于时运气数有敏感力，中国史上每次劫数到来时便有民间起兵。世界史上的浩劫是天要除灭人头了，而在中国史上遇到这样的场合，民间便分三等人，一等人是被天除灭，死于刀兵饥冻，另一等人是汉末黄巾，唐末黄巢之类，他们代天除灭人头。

而还有一等人则是亦站在天的立场，亦站在人的立场，如刘秀之众参加了黄巾而脱出来，朱温之众是参加了黄巢而脱出来，倒头来平乱。又如五胡乱华时民间好多人起来参加胡人杀戮与破坏，而从中却出来了反正，他们把五胡所做的都变成是为新朝隋唐的天下了。

史上劫毁到来时，守土之臣皆敌不过黄巢，民是好人亦玉石同焚，但黄巢亦无后，不得善终，只有从贼中反正者可以有后，帮助了开出新朝。五胡乱华时亦然。

这里是中国的民间人皆于劫数有感知能力之外，尚有中国人的于劫毁亦还是能不失喜气，对自己也幸灾乐祸的喜气。因为《易经》还教了人六十四卦皆是以吉为底子，否则也不能有人类的历史到得今天了。六十四卦中无全凶之卦，今后我们还要开创新天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