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泽东用的铅笔，原来主要是德国生产的，当上海产的“中华”牌铅笔问世后，毛泽东便开始用“中华”牌铅笔。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上海“中华”、“五星”牌铅笔，其中一支“中华”牌铅笔上有“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字，还有一支棕色圆形5b德国制铅笔。

毛泽东的理发师周福明回忆，他的一项额外任务，便是为毛泽东削铅笔，一次削好几十支。即使是毛泽东出巡时也要将铅笔预备好，到住处后，在床头、办公桌，乃至厕所等地方各放几支，以便随时随地取用。

在毛泽东故居的书桌上，没有圆珠笔和钢笔。这两种书写工具，他一生中只偶尔使用一下。据逄先知说，圆珠笔毛泽东只使用过一次，那是1957年3月19日至20日，在徐州至南京、上海的飞机上，他用秘书林克手上的圆珠笔，书写了元朝诗人萨都剌《木兰花慢·彭城怀古》、宋朝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和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楼有怀》，并对林克讲了这些词的词意和典故。钢笔，只在1942年1月26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等少数文稿，以及给林克的一两封信等上使用过。

毛泽东写字，并不大讲究纸的质地，这与他不喜受拘束的浪漫性格和俭朴的生活作风是一致的。

在延安时期，宣纸很少，毛泽东使用的多是根据地产的玉版纸、马兰纸和土纸。

1946年8月下旬，毛泽东欣闻刘邓大军六天时间内以五万兵力歼敌四个旅的捷报后，兴奋得难以自制，把马兰纸铺在桌子上，卷起袖子，饱蘸浓墨，写下了：“庆祝大胜利！增强我信心！凡能歼敌有生力量者，均应奖励之！”

字越写越大，欣喜万分的激情在笔下喷涌而出。

有一次，延安新市场买了一批宣纸回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去买了十二刀，拿了十一刀送给毛泽东，一刀留给了郭化若。郭化若知道毛泽东喜欢用宣纸，就将那一刀也送给了毛泽东。

建国以后，毛泽东多用宣纸。毛泽东用的宣纸页，常是用四尺宣纸裁成12张，也有时用八开的白色厚宣纸。偶尔用较大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常用带红界线的宣纸信笺，以后主要用裁开的白宣纸，没有了红界线的视觉干扰，使他的书写更加无拘无束。就是用有竖格的信笺纸书写时，毛泽东也常不按格写，随兴所至，甚至顶天立地写满全纸。

为了满足求墨者的要求，毛泽东有时还将题字、题词写在笔记本上、照片上，奖状、奖旗上，文件、信函的边行，或其他制品上。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到延安的进步青年怀着对革命领袖的敬爱之情，常常要求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有位抗大的学员一时找不到好纸，就将四尺白漂布送给毛泽东，请求题词以作纪念。时隔几天，毛泽东果然写好了让人送去。

1939年，习仲勋也曾用一块一尺长、五寸宽的白漂布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挥毫题写道：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赠给习仲勋同志，毛泽东。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前夕，周恩来秘密向毛泽东书面汇报了当时的严重情况。毛泽东阅后，沉思良久，然后在一柄白色的丝绸折扇扇面上写下了“各求各志，各行各路。离凡离圣，离因离果”四句话，立即叫警卫员将扇送给周恩来。周恩来一看，领悟了毛泽东对于此事的意见。这也许是毛泽东唯一的一次题扇书迹。

毛泽东文房四宝中保存下来的有不少砚台。有一方最早的砚台，是毛泽东少年时代在韶山用过的。砚台是韶山本地材料制成的青石砚，长方形，底面凿有条痕，台面四周刻四道条框，前端略凹。这方砚长有19厘米，宽有125厘米。就是这方砚台陪伴毛泽东度过了“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涯。

在井冈山茅坪八角楼，有一个直径约26厘米的腰圆形青石砚，这是毛泽东用过的最大且形状也最奇特的砚台。因为他通常用的都是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砚台。

延安时期，曾有人用古砖制成了一个方砚台送给毛泽东，可惜在战乱中遗失了。

建国以后，毛泽东生活比较稳定，使用毛笔和砚台的频率也更高了。每次出巡，总得带上他的砚台。但石砚较易碰坏，因此后来他改用铜墨盒。

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巡视到杭州，随身带了一个小的铜墨盒。到了汪庄招待所，毛泽东发现所里为他准备了一个大的铜墨盒，用起来很方便。临走时，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你去请示一下领导，我们换一个墨盒用，看行不行？”所负责人听后说：“主席需要，拿去就是了。”毛泽东说：“那可不行，我不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我只能跟你们换。”就这样，毛泽东把自己用了多年的小铜墨盒留在了汪庄招待所，换回了那个大的。

毛泽东的砚台中最珍贵的当推齐白石送给他的那方雕花砚。

此砚为湖南产花岗岩质地，石质坚硬，长26厘米，大的一头宽155厘米，小头宽14厘米，厚2厘米，外面还套着一个精制的楠木盒子。砚的表面约一半面积微凹，用于磨墨，其余部分雕花，如烟雨云蒸，意韵悠绵。

齐白石先生对此砚极为珍爱，生怕丢失，又担心他百年之后，子孙将其转赠于人，于是亲手在砚体上刻下一行小字：

片真老空石也。是吾子孙不得与人。乙酉八十五岁，齐白石记于京华铁栅屋。

但一年后齐白石却违背了自己的规约，于1950年国庆前夕，将这方雕花砚作为礼品送给了他视为“知音”的同乡毛泽东。

毛泽东的印章

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对中华传统的印章篆刻艺术也十分喜爱，经常把玩。据田家英夫人董边回忆说，毛泽东的印章有两抽屉多。田家英任毛泽东秘书时负责保管这些印章，所以董边戏称田家英为“掌玺大臣”。

毛泽东一生很少使用私人名章，无论题字、书信、批注、文稿都喜欢用毛笔或铅笔以他独创一格的“毛体字”签名，书法作品也只有极个别的上面盖有印章，因此毛泽东的印章普通人很少知道。

现在所见毛泽东最早的印章，是1929年3月13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合签署的一张红四军筹款公告上，加盖的一方雕刻极精细的篆体朱文名印。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派代表到国民党统治区协调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事宜，介绍信上盖有篆体朱文印章。同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上盖有时任苏维主席的毛泽东的隶体朱文印章，印文为“毛泽东印”。

1937年7月13日即抗日战争大爆发后第六天，毛泽东在关于对日作战总方针的题词上所钤的“毛泽东印”，为篆体朱文印章，该印章字体圆润，刻工精细。

1937年，北京素享“博琴铁笔”之誉的著名篆刻家刘博琴受人之托，精刻了“润之”一印，当时并不知道是为毛泽东刻印。

上海篆刻家陈巨来解放前也刻过一方“润之”印章，因不知“润之”就是毛泽东，所以照价收取了润格。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与老友柳亚子在山城重逢。柳亚子特意到曾家岩桂园毛泽东住地拜会了毛泽东，并当即写下一首七律《赠毛润之老友》，又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于离开重庆前四天，即10月7日，将他1936年2月创作的《沁园春·雪》一词，写在一张“第十八路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信笺上，并附上一信赠送给柳亚子。

接到毛泽东派人送来的词和短笺后，柳亚子发现书写的词没有上款、下款和印章。第二天，他挟着一本册页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册页上又重新书写了这首词。柳亚子请毛泽东盖章，毛泽东说“没有”。柳亚子慨然许诺说：“我送你一枚吧。”

柳亚子本人不擅金石，回来请青年篆刻家曹立庵挑选了两块珍藏的寿山石，连夜为毛泽东刻了两方印章，一方为白文“毛泽东印”，一方为朱文“润之”。柳亚子用八宝朱红印泥在“毛泽东”三字的落款处全部钤上。随后，将两方印章送到红岩村，但未遇到毛泽东。

直到1946年1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柳亚子时还特别提到这两枚印章，信中说：

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阅报知先生迁沪……印章两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

1948年，人称“篆刻王”的谢梅奴用家藏上乘的寿山石料，为毛泽东刻制了两方印章，一方为白文“毛泽东印”，印文回文排列，笔划间架松而不散，紧而不板，有如汉印；另一方是朱文“润之”，仿周秦小玺，细纹粗边，字秀笔圆。两印均高两寸半，有钮，印面22厘米见方，镶嵌于一个红木锦缎盒内。1951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这两枚印章呈献给毛泽东。

毛泽东和著名画家、近代三大治印巨匠之一的齐白石是湘潭同乡。开国大典前夕，齐白石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精心刻制了印文为“毛泽东”和“润之”的白文和朱文寿山石名章各一枚，请文化部门的军代表、著名诗人艾青呈献给毛泽东。

1959年春夏之交，著名画家傅抱石与关山月共同合作，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绘制了气势磅礴的《沁园春·雪》词意巨幅山水画，听说毛泽东决定亲自为该画题书“江山如些多娇”后，傅抱石为毛泽东精心刻了一枚巨印名章，以便在画面题书落款时盖上。此印的章材，取用寿山石，印钮为古兽，印面5厘米见方。字体端庄工整，线条厚重，挺直苍劲，颇具秦韵汉风。毛泽东见了拓印，十分欣赏，称赞道：“不愧是当代艺术大师力作！”但考虑到自己的其他书法作品，落款后都未盖章，此处还是不宜破例为好。后来，傅抱石想将此印赠送毛泽东。毛泽东请人带口信风趣地说：我一生没有用过印章，所以还是劳他代为保存，待有朝一日退了休再取。

毛泽东还有一枚堪称“文物极品”的名章，这就是由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邓散木刻的一枚白文的“毛泽东”龙钮大印。

1965年8月的一天，章士钊的秘书益知来到邓散木家，提起毛泽东很喜欢篆刻及书法，章老请散木先生给毛主席治一印及写几幅字。这时，邓散木已患多种疾病，并且癌症已经扩散，但当他得知毛泽东主席想请他刻一枚印时，即满口答应。他硬撑起病体，精心挑选了一块明黄色、顶部有镂空双龙图案的立方体石头，经过反复构思，刻就了“毛泽东”印。同时，他还用篆、隶、行、楷四体书写了自己创作的诗词条屏，一并托章士钊呈毛泽东。

章士钊对这枚大印赞不绝口，非常满意。他仔细欣赏着，但见“毛泽东”阴文三字线条横不平，竖不直，却自然天成，返朴归真。印的一侧，邓散木刻有苍劲的文字：“一九六三年八月，敬献毛主席，散木，篆时六十有六”。不久章士创就把大印和书法条屏呈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很喜欢。

毛泽东虽然不喜欢在书法作品上盖印章，但是在自己的藏书上却常盖印章。他还特别欣赏上海篆刻家吴朴堂为他刻的“毛氏藏书”朱文印。

1963年，毛泽东与全国工商联首席代表陈叔通叙谈，说自己很想请人刻一枚藏书印章，无论阳文、阴文均可。陈叔通立即想到了自己多年的故交、上海印家吴朴堂。陈叔通到上海找到吴朴堂，说：“毛泽东主席想请你治一方藏书印。”吴质堂当即应允。

吴朴堂当晚就举笔起草印稿。经过反复琢磨，他确定用铁线篆。次日夜，待喧闹了一天的大都市沉寂下来，吴朴堂微举刻刀，凝神定气，直到深夜才刻竣。

不久，陈叔通将印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爱不释手。从此毛泽东看书时往往喜欢先仔细欣赏一番，然后运力，小心翼翼地在书页上加盖“毛氏藏书”的印章。

毛泽东在建国后颁发的任命书上常用一枚签名章。1949年9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颁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通知书》最后的落款是“主席毛泽东”。其中“毛泽东”三字是非常粗壮有力而又圆润流利的“一笔书”。这是一枚十分珍贵的象征了人民领袖崇高地位、代表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签名章，无论从它的政治意义还是从它的艺术价值来说，都堪称古今“印中一绝”！